论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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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赵翼是清代干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其所著《廿二史札记》一书，通过对历代正史编纂优劣的评论，纵论史法，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编纂学见解。赵翼评史书优劣，态度客观公允，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任何一部史书，既肯定其价值，又指出其缺陷，这一点与王鸣盛动辄指骂前人不同。如他比较《史记》、《汉书》，指出“史汉互有得失”。[1]（p14）“既不扬马抑班，也不扬班抑马，而是从记事、取材、书法、行文诸方面入手，在相互比较中考论双方得失，令人心服。《汉书》武帝以前史事基本全采《史记》，后人对此多有指责。赵翼通过研究指出，班固并非原封不动照抄《史记》，其“移换之法，别

2、见翦裁”[1]（p16）。这样的评论符合历史实际。对于任何一部正史，赵翼都能做到从两方面看问题，如论《三国志》，一方面指出该书“多回护”，另一方面又指出该书“虽多回护，而其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I]（p76）；再如论《旧五代史》，一则指出该书有曲笔，再则指出该书“亦有直笔”，“是非亦有不废公道者”[1]（p283）。其论新、旧《唐书》，也指出在史料价值上两部书不能两废。如此等等，均体现了赵翼客观公允的史学评论态度。赵翼在评论史家和史书时，还注重考察历史条件对史家作史态度及史书优劣的影响。如他在比较了《后汉书》、《三国志》书

3、法不同之处后指出：“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1]（p72）陈寿修《三国志》于晋，距三国极近，司马氏又是代魏而起，政治压力使之不能不有所避讳。范晔往南朝宋修《后汉书》，距东汉已隔两朝，不存在什么政治压力，故而能据事直书。赵翼这种从当时客观环境出发来把握史家和史书的做法，正是“知世论人”思想的反映。《新唐书》写出来后，许多论者认为《新唐书》与《旧唐书》相比，“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从而扬新书贬旧作。赵翼不然，他一方面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观条件，即欧阳修、宋祁二人“老于文学”，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观原因，“

4、旧书当五代乱离，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补辑，其事较难”，而新史修于宋代，此时“文治大兴，残编故册，次第出现。……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精详”。[1]（p210）均立论有据，评论公允。在史书编纂方面，赵翼提倡直笔，认为“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1]（p284）《札记》卷三十一《袁崇焕之死》中指出：《明史》对袁祟焕蒙冤而死“直书其事，而祟焕之冤始白”，破除了人们对袁祟焕卖国的误解，使“是非功罪，铢黍不淆”，是“传信千古”的胜笔。从求实取信的角度出发，赵翼对历代曲笔修史的现象进行了无情揭露，对那种“以公事市私情”、“褒贬肆情”、“曲为回护”的曲笔

5、现象进行了猛烈批判。正史修撰，多据各朝实录、国史，而实录、国史修于当代，本身记载就有歪曲，易代修史时，如不加订正，自必出现曲笔。对此，赵翼号召史家要“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1]（p214）向人们说明，撰写史书落笔不可不慎。赵翼还指出，编纂史书乃万世公论，不可草率行事，或仓促而就。赵翼认为，大凡历史上优秀的史着，必是十几年、几十年心血粹励而成，那些率而操的觚、草率匆忙之作，多不能成为精品。如元末修宋、辽、金三史、明修《元史》，他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花近百年时间，动用几代名儒硕彦，“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因此，在史实上能够做到立论准确

6、，所谓“功罪互视，枉幸并呈，几于无一字虚设，虽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尽其曲折，扫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后成篇。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1]（P454）在他看来，《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之苦心也”！[1]（P456）从中可以看出赵翼对史书编写的严肃认真态度。从经世致用的治史旨趣出发，赵翼指出在编纂史书时应当收录有关军国大计的“经世有用”之文。他在《札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中指出，《史记》失收很多“经术之文”、“干济之策”，是一种缺憾；而《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是应大

7、力提倡的。赵翼治史，一直主张“简洁”，反对“冗长”，但对那种备载“经世有用之文”的史书，他却是推祟的，从不以繁冗立。《新唐书》保存大量“有关国计利害，岂生休戚”的章奏，被人指为繁冗，赵翼却指出这正体现了“作史之深意”，“非徒贵简净而一切删汰也”[1]（P237）。相反，赵翼对那种记载与国事无关的“琐宵碎事”之内容的史书，则给予批评，如他指责李延寿在史书中“所增皆琐言碎事，无甚关系者”，“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以至于“行文转多涩滞”。[1]（P137）由此可以看出，赵翼一直将史书当作经国大典来看待，而特别指出在史书编纂时多

8、载经世致用之文，以备后人借鉴。在史书编纂体例上，赵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