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评价“儒商”及其“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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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评价“儒商”及其“诚信”[摘要]“儒商”实指有文化教养的学者化的商人，而非指单靠儒家伦理经营的商人。它是明代中期以来，市镇商品经济发展，消费主义思潮兴起，士大夫迫于生存的产物。“儒商”的“诚信”商业伦理，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但它也存在过重主观承诺、忽视契约法制的致命弱点。对“儒商”及其“诚信”的研究，应避免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决定论倾向。[关键词]儒商；诚信；契约；道德决定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儒商”及其“诚信”的会议和研究不绝如缕。其中，不乏拯救当前信用危机，以中国特色商业伦理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等意图。但如从科学求真学术理性角度看，许多问题似乎均有待深入讨论，认

2、真反省。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继承发扬“儒商”传统的问题，而是应如何科学评价和正确继承的问题。本文仅据手头资料，就如下问题作初步探讨。一、关于“儒商”含义弄清“儒商”含义，是正确继承的前提。但既然“儒商”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只能尊重历史，从归纳、梳理史料中探寻其本来意义，而不可主观随意地乱下定义。一提到“儒”字，人们总是习惯于想到孔孟儒家。但从语源角度看，“儒商”之“儒”，自古即有多义。除“孔子之道”外，尚有“学士”、“学者”、“有道术者”、“通习《诗》、《书》者”等多种含义。当然，“儒商”之“儒”究为何义，还要作历史考索。众所周知，儒商多宗白圭、陶朱公之学。《史记·货殖列传》引白圭之语云：“吾

3、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足见其所重者乃兵、法家之学，而非儒学。其中虽提到儒学“智”、“仁”等语，却也作了兵法家的解读。儒商恰是继承了这一传统。浙江瑞安儒商卓禺，就是以白圭“智”、“仁”、“勇”、“强”之术经营；同时，“公之为学，从本达用，多所通涉”、“诗词书法，无不精诣”（吴伟业《卓海幢墓表》）。可见其教养十分全面，而决非仅限儒学一途。陆士毅“舍儒就商，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陆文定公集》卷七）。而传统儒学，却根本不关心什么“积著之理”。此之“儒意”，与其说是“儒学之意”，还不如说

4、是“文化、学术之意”。其中虽包含传统儒道之价值理性，但更突出了“权变”等工具理性，也即如余英时所说“以最理性的方法达到致富的目的”⑴。大量资料证明，“儒商”的基本要求是具备广博的知识，而非专注儒家心性修养。如儒商黄崇德，就“博览多通”、“讲求周悉”⑵。近代儒商更加突出。他们渴求“舆图之学，生物之学，制造之学，预算决算之学”，鄙弃“不学无术之徒”⑶。苏州商务总会章程，也明确要求会员“通文义、算术、历史、地舆、制造”，“且能知各国之情势”，提倡“工商界与学者联合”⑷。由上可知，所谓“儒商”，乃实指“学者化的商人”、“有文化教养的商人”。当然，“儒商”之称，只是后人所命名，并无严格的界限，有些并非儒

5、士出身却能以“儒意”经商的人，也不妨以“儒商”称之。将“儒”与“商”联在一起，实乃对传统的重大突破。尽管儒家也不绝对排斥物质功利，但毕竟有所轻视，“重义轻利”是其主导倾向。而“儒商”，却恰恰将物利置于重要地位。如果说，原始儒家是以儒术“志于道”，汉儒是“以儒术饰吏事”，那么，“儒商”则是“以儒术饰贾事”（《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在儒商眼里是：“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只是到“身飨其利”之后，才让子孙“驰贾而张儒”（汪道昆《海阳处士金钟翕配戴氏合葬墓志铭》）。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重利”恰是“儒商”有别于传统“儒士”的鲜明特色。即此而论，“儒

6、商”的出现，又具有标志思想解放的思想史意义。明清儒商”对“利”的强调，与文艺家对“情”的张扬，同属一个珠联璧合的解放思潮。弃儒从商时风，也折映出士子由经济独立走向人格独立的努力。清初唐甄在《养重》一文中表示：“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潜书》上篇下）钱大昕也谓：“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十架斋养心录》卷十八）明正德嘉靖以来，“古风渐渺”（《博平县志》）、“贵贱皆越”（《名山藏·货殖记》）的社会风气，以及李贽一类叛逆倾向，实与这种经济独立意识有着内在联系。由孟子的“何必曰利”，到庆历新政人士李觏的“人非利不生”，再到儒商的“利同则

7、义洽”（张德桂《创仙城会馆碑记》），显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演变的艰难历程。二、关于“儒商”诞生的社会条件“儒商”产生的直接条件，自然是大量儒士弃儒从商。自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一扫往日的清高，纷纷界入商贸，出现了“士而商”、“商而士”的全新社会现象。所谓“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震川先生文集》卷十三），士子“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二刻拍案惊奇》卷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