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城市化模式与中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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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城市化模式与中国选择水土资源的稀缺共同决定着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难以避免的趋势可通俗地描述为“二元社会，三流生活”。所谓二元社会，就是沿海与内地的非均衡发展；所谓“三流”生活，就是人流-水流-资金流。在中国城市化中，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在这种趋势下，人口与货币的流动仍将继续偏向于江海合流之地……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题是城市化，这已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了。但对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认识。2007年6月，《福布斯》杂志的文章预测到2015年将出现十大超级都市，并预言了5个城市即将“死亡”。城市亦如人生，人有生老病死，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也应该想一想未来城市的“都市梦”与“生死劫”。　　亚洲模式：人口高度集中的超级都市　　《福布斯》文章预言的十大超级都市中，欧美国家只有纽约一个，南美有墨西哥城和巴西的圣保罗，其余七个都在亚洲，中国的上海榜上有名，还有日本的东京，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和加尔各答，印尼的雅加达和孟加拉的达卡。看来在《福布斯》的读者群心目中，超级都市是亚洲特色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因为亚洲占了七席，发展中国家占了八席。如果这样，中国作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难免要走超级都市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呢？　　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人口从总人口占比20-30%上升到60-70%。在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通常为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欧美国家，虽然也有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却主要表现为城乡一体化的双向流动。城市化的进程起初是“小富进城，大富进京”，后来是“穷人进城，富人下乡”，但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有前半截，没有后半截，穷人进城者众，富人下乡者少。原因有三，一是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扩大，二是城市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均衡，三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自然选择与市场化的驱动。　　城市者，筑城为安，集市为商，多半是先有城后有市，市场的发展又会突破城墙之“围”，推动着城区扩张。所以，城市化就像钱锺书 亚洲的城市化模式与中国选择水土资源的稀缺共同决定着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难以避免的趋势可通俗地描述为“二元社会，三流生活”。所谓二元社会，就是沿海与内地的非均衡发展；所谓“三流”生活，就是人流-水流-资金流。在中国城市化中，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在这种趋势下，人口与货币的流动仍将继续偏向于江海合流之地……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题是城市化，这已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了。但对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认识。2007年6月，《福布斯》杂志的文章预测到2015年将出现十大超级都市，并预言了5个城市即将“死亡”。城市亦如人生，人有生老病死，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也应该想一想未来城市的“都市梦”与“生死劫”。　　亚洲模式：人口高度集中的超级都市　　《福布斯》文章预言的十大超级都市中，欧美国家只有纽约一个，南美有墨西哥城和巴西的圣保罗，其余七个都在亚洲，中国的上海榜上有名，还有日本的东京，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和加尔各答，印尼的雅加达和孟加拉的达卡。看来在《福布斯》的读者群心目中，超级都市是亚洲特色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因为亚洲占了七席，发展中国家占了八席。如果这样，中国作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难免要走超级都市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呢？　　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人口从总人口占比20-30%上升到60-70%。在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通常为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欧美国家，虽然也有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却主要表现为城乡一体化的双向流动。城市化的进程起初是“小富进城，大富进京”，后来是“穷人进城，富人下乡”，但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有前半截，没有后半截，穷人进城者众，富人下乡者少。原因有三，一是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扩大，二是城市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均衡，三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自然选择与市场化的驱动。　　城市者，筑城为安，集市为商，多半是先有城后有市，市场的发展又会突破城墙之“围”，推动着城区扩张。所以，城市化就像钱锺书 先生的小说《围城》一样，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双向流动来自于人之本性。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后就不出来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里面有机会，二是外面不安全。在现代社会，安居乐业的机会来自于市场，“安居”者，房市，“乐业”者，就业，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房价必然上升，因为有房则有机会，有房则有安全，房价上升的背后是人们追求安居生活与就业机会，有了安全和就业，就有可能进一步追求发财致富，这就形成了现代人的“都市梦”。　　从安全的角度看，城乡间的贫富差距是不安全的本源，亚洲国家与欧美相比，欧美多半是农民先富起来，因为伴随着城市的突围，农村的土地成为稀缺资源，地价上升驱动着城市化的造富运动，在这个阶段，农民致富并非来源于耕作之苦，而在于“守株待兔”。相比之下，亚洲经济的发展是从剥夺农民土地开始的，城里人先富，再加上先富者进城，富以类聚，人以群分，城市化的“富人区效应”把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注入到城市化进程中，对财富的追求演化为房地产之辩。简单的“安居”需求演变为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不仅加大了城市生活压力，而且扩大了城乡间贫富差距。所以，人们宁可在城市“蜗居”或“蚁居”，也不留恋农村的广阔天地：世代乡间千日苦，不如城中一间房。　　城市盛衰：发展模式改变城市化标准　　城市化与城乡贫富的差距，同时决定着资本的流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论述了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如果当时他把城市化也纳入《资本论》的分析，逻辑推论应该包括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并使城市化的模式服从于资本的意志。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金融和地产是城市化的驱动器，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决定城市的发展。人口积聚的背后是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这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但是，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方向会发生变化，因此演化为城市的盛衰。从主观因素看，城市的盛衰来自于城市的文化底蕴与城市经营者的决策；从客观因素看，城市的盛衰则来自于要素禀赋的差异与人口流动。下图是中国1949年的十大城市与2009年十大城市的比较，列出十大“衰落”城市作为参考，可看出两个明显趋势：第一，城市化的经济标准变了，以工农业为主导的城市化变成了GDP导向的城市化；第二，资本积聚的重心由北向南漂移，沿海城市的经济地位显著上升。　　城市的衰落有各种原因，可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不同角度来寻找解读。《福布斯》文章列出未来5个“死亡之城”：底特律，将亡于失业及人口外流；旧金山，将亡于大地震；那不勒斯，将亡于每百年一次的火山爆发；威尼斯，将陷入灭顶之灾；墨西哥城，将亡于地面沉降及缺水。抛开人类所不可抗拒的天灾，最主要的经济因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生活方式，二是水土资源。GDP导向的城市化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代表着资本创造的生活标准，甚至可以说是投资人的文化。而水土资源是城市的本源，一方水土一方人，所以现代城市的规划高度关注人均平原面积和人均天然淡水。　　全球化的时代，是各国经济日益转变为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各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GDP导向的城市化之所以向沿海城市漂移，是因为海洋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纽带。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了各国不同地区的比较区位优势，虽然还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但现代城市的一方水土已经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择水而居，江河之淡水融入海洋之咸水，城市化的趋势随“两水”而变，现代城市的在水一方是江海相望，咸水淡水，所以现代风水学说：江海合流，卧虎藏龙。　　江海合流的区位经济优势提高了少数城市土地的稀缺性。人口流动伴随着货币流动，资本的积聚与集中的规律，在江海合流之处演化为现代金融中心，城市化进程中的财富效应会通过土地的稀缺性创造高房价，并通过高房价调节人口与货币的流动。比较一下全球房价最高的十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城市或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或是人口密集的超级都市，并且几乎都位于江海合流之地，所以要在城市高房价的背后，看到现代经济的三个流动性：人口，货币与水资源。　　非均衡发展：二元社会的“三流”生活　　还记得在80年代中期，我曾经以西部开发为主题写过一篇报告，标题是：西部开发是不可能的！报告的标题凸显当初少年轻狂之武断，所以不为决策者欣赏。还记得，报告从新疆的“坎儿井”谈起，主要以水资源的稀缺性来论证西部开发的经济约束，最后建议政府在西部开发中重点考虑人口迁徙，而非鼓励人口流入，所以要有计划的安排人口流出，才能及时化解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危机。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资本积聚的重心逐渐由北向南漂移，除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更重要的是淡水资源分布。中国的淡水资源总量占全球6%，排名第5-6位，但人均淡水资源却非常低，全球排名在110名之外。且中国的淡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80%以上的淡水资源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所以，城市化由北向南漂移的趋势，与中国淡水资源的分布呈正相关性，这并非巧合，而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缺水地区如果没有外在的力量，是不会自然生成超级都市的。所以说，北京天津地区的经济繁荣得益于“两调”：南水北调与宏观调控；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得益于“两水”：货币之水与天然之水。　　水土资源的稀缺，共同决定着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难以避免的趋势可通俗地描述为“二元社会，三流生活”。所谓二元社会，就是沿海与内地的非均衡发展；所谓“三流”生活，就是人流-水流-资金流。国泰君安研究所的所长李迅雷先生在《寻找中国下一个崛起的区域》一文中，通过翔实的资料论证了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合理性。数据说明：从1993年至今，东北及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单位固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差距很大，东部沿海地区的投入/产出效应远高于东北及中西部地区，因此，尽管有大量投资，东北及中西部地区的GDP总体占比相对下降，东部地区的GDP总体占比还是从50.2%上升到55.3%。此外，两类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东北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居民存款总额的差距从不到1万亿上升到2.1万亿。　　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看中国的城市化，再加上中国水土资源的稀缺，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在这个基本趋势之下，人口与货币的流动仍将继续偏向于江海合流之地，无论是从人居环境还是从投资环境看，江海合流的比较区位优势都会逐渐提升。因此，过去二十年城市房价同涨同跌的趋势将会终止，以往的一二三线城市之间的房价级差区间会逐渐改变。换句话说，未来城市房价的走势将开始分化，在少数中心城市房价平稳上升的同时，比较区位优势较弱的地区，城市房价将开始稳中走跌，极个别的国际化都市如上海北京等地，房价仍有可能突发性上涨。此外，以省市及人口划分的行政边界将与跨省市的同城化趋势发生冲突，人口的流动性将日益明显，而管理城市流动人口的能力将挑战中国城市经营者的智　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城市运转压力空前　　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　　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快速膨胀趋势，城市资源承载和运行保障压力不断加大。“努力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已被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列为未来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市长郭金龙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人口调控管理”，“抓紧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揽子政策措施”。　　首都北京调控人口规模箭在弦上，市民瞩目，全国关注。　　常住总人口已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　　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已经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　　2010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北京市政协常委会相继组织专题调研组调研北京人口规模问题，并就此提出专题报告《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相关人士了解到，依据这两个专项调研，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具有四大表现。　　一是常住总人口已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　　相关调研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已经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　　二是流动人口总量估算已超过1000万。北京快速增长的主要是流动人口“十一五”前四年流动人口增量逐年加大，共增加151.8万人，年均增长37.9万，占常住人口增加总量的69.9%。如果将驻京部队、在社会上散居未登记的和短期从外地来京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就医疗养的流动人口估算在内，北京流动人口的总量已超过1000万。　　从登记就业情况看，北京流动人口登记为“已就业”的占57.4%，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建筑、制造、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以及居民服务等行业。其中从事第三产业的有305万人，占已就业总数的69.7%。 　　从居住分布看，流动人口在北京城市核心区已经处于饱和并相对稳定的状态，主要集中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发展新区，这两个功能区的流动人口占登记总数的88%，而且发展新区的流动人口逐年加速增长的趋势明显。　　流动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有726.4万人，占95.1%；居住时间超过五年的有123.2万人，占16.1%；举家迁移的比例逐年提高，达到41.2%。　　三是户籍人口快速增长。《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2020年北京户籍人口控制目标为1350万人。2009年底，北京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近年首都户籍人口快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约16万人。如果继续按这个速度增长，预计到2016年将达到2020年的户籍人口控制目标。　　四是加速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十一五”前四年，北京年均增长54.3万人，比“十五”期间年均多增近20万人，加速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前两年每年增加超过60万人。如果不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势必达到2300万人，2020年势必突破2500万超过资源承载极限　　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致使水、电、气、热、煤的供应常年紧张，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粮、油、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绝大部分靠从外埠调入，稳定保障供给的难度很大。　　首先，目前的人口增长与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矛盾尖锐。资源供给增量有限给北京市城市运转带来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以水资源为例，北京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以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计超采地下水56亿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由于南水北调工程因工程进度问题给北京供水的时间从2010年推迟到2014年，加上北京连续12年干旱导致可利用水资源量大幅衰减，以及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增长加速带来的用水刚性需求，北京的供水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其次，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压力空前。北京道路拥堵日益严重、公共交通不堪重负；生活垃圾处理困难。在义务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就业服务诸多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带来许多社会矛盾。　　以垃圾处理为例，人口快速膨胀使生活垃圾大增。2009年，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69万吨，日产生量1.83万吨，但全市垃圾处理能力仅1.27万吨/日，缺口较大。北京目前的垃圾处理结构不尽合理，主要以填埋为主，焚烧和生化处理比例很低。按照现在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全市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将在4-5年内填满封场，由于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缓慢，北京目前深陷“垃圾围城”窘境。专家分析，单就解决垃圾填埋问题，从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将需要3200亩土地。　　外地人购房需求旺盛成为助推北京房价猛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2005年-2009年全市成交商品住宅中，外埠个人购买的26.6万套，占32.3%。　　流动人口子女在京入托入学加剧了北京的“入托难”“入学难” ，北京的教育资源被大量占用。2008年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有41.8万人，占北京学生总数的40%。部分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流动人口的子女。　　三是给社会稳定带来压力。在一些流动人口聚居的地方，居住环境恶劣，安全缺乏保障，无照经营、“黑车”营运、制贩假冒伪劣商品、非法行医问题多发。北京流动人口登记状态为已就业的只约57.4%，一部分流动人口因工作不稳定、生活没保障而成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北京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治安隐患严重。2007年全市共打掉以地缘纠合的流动人口犯罪团伙870个，同比上升33%。全市流动人口涉案数由2001年的35314件增加到2008年的56098件，占全市案件的比重由71.4%上升到89.5%。　　流动人口增长最快　　以户籍人口为例，中央、军队和北京市三大系统进京户口审批机制缺乏制约。单位、部门之间彼此独立，进京准入条件不统一，且进京户口均自行决定，造成审批进京人数规模较大，造成户籍人口规模调控困难。　　相关调研报告分析，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首先是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大势所趋；其次，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本地新增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流动人口来京就业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再次，北京集中了全国优质的经济、教育、医疗、文化、行政资源，就像一条巨大的吸水龙把全国各地各种需求的人吸引过来。　　此外，相关人士表示，北京人口快速增长还有一些自身的深层原因。比如认识问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相关人士透露，从他们调查的情况看，“对于首都人口规模调控这一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各级领导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门和地方没有将调控人口规模摆上重要位置，处于目标游移不明，政策导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状况。”　　其次是协调问题。相关专家表示，以户籍人口为例，中央、军队和北京市三大系统进京户口审批机制缺乏制约。单位、部门之间彼此独立，进京准入条件不统一，且进京户口均自行决定，造成审批进京人数规模较大，造成户籍人口规模调控困难。　　此外，调控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表示，北京调控人口最难的是对增长最快的流动人口缺乏调控手段。北京人口规划与管理的对象应从户籍人口为主转为以常住人口为主，调控管理手段也需要从以行政手段为主转为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综合运用，提高调控的能力直面难题指标调控　　专家分析，北京对进京指标的控制无疑会进一步收紧，不排除指标在一个时期逐年递减，外地户口进京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这一点已得到北京有关部门初步证实。　　在北京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人口进行总量控制，并提出了基本原则和思路。 　　相关人士透露，这次调控既针对户籍人口也针对流动人口，既强调总量控制也强调优化结构“直面难题，力求实效”。　　一是实行户籍指标调控“以指标管人”。北京市明确提出“坚持总量控制、优化结构，在严格执行准入政策同时，实行户籍指标调控。合理配置进京户籍指标，优先解决好符合首都发展需要的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落户需求。”　　如何确定“指标”，这些指标又如何“合理配置”并确保不被各个系统突破，“优先解决”的具体对象如何界定，这些目前还没有答案。但专家分析，北京对进京指标的控制无疑会进一步收紧，不排除指标在一个时期逐年递减，外地户口进京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这一点已得到北京有关部门初步证实。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祖德透露，今年对户籍进京不会出台具体的数量控制指标，“不过人数上会延续逐年降低的趋势”，将着重提升引进质量。　　二是研究实施居住证制度“以证管人”。北京过去对流动人口的调控缺乏有效手段，准确统计流动人口也很难。这次明确提出，以居住证为载体，按照“来有登记、走有核销”的基本要求对流动人口进行实时动态监控。　　居住证制度究竟如何设计，与暂住证区别何在，对获得居住证是否设立“门槛”(比如在京常住多少年)，对居住证发放是否像车牌一样实施总量控制，拿到居住证可享受哪些权利和需要承担什么义务，拿不到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如何在北京生存(比如是否不能租房买房、不能就业)，相信北京的流动人口都期待尽快揭晓谜底。　　专家分析，居住证制度无疑是直接针对北京增加最快最多也最难调控的流动人口。居住证如果只是一张纸就缺乏实质意义，如果与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养老、户籍、教育、医疗、计划生育等政策结合起来，就会具有调控管理流动人口总量的实际功能。　　三是引导人口合理布局，有序疏解核心区人口。北京早已开始有计划地将首都功能核心区的部分户籍人口疏解到其他区县特别是一些发展很快的新城，以缓解中心城人口过度集聚带来的压力。北京市划拨建设用地建设定向安置房，用于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疏解对接安置，原东城区对接顺义、原西城区对接昌平、原宣武区对接丰台和大兴、原崇文区对接朝阳。北京将集中力量聚焦通州的发展，让其全面承接中心城功能疏解。顺义、亦庄—大兴、昌平和房山等重点发展新城，也是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的主要目标地。　　观点　　调控人口比“限车治堵”更复杂敏感　　调控人口比“限车治堵”涉及更多群体的更重大利益，复杂敏感，北京作为首都更容易引起国内外关注。调控的具体政策措施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界拷问：是否歧视外地人，是否公平，是否正义？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强磊表示，北京人口调控要取得真正成功，具体政策首先要经得起各方面拷问，确保有效避免引发重大争议和民怨。 　　一是调控人口规模要与促进社会公平寻求平衡。多位专家表示，控制人口与促进公平无疑存在矛盾。以教育为例，北京教育越公平，流动人口子女入托入学越容易，就越吸引更多外地人带孩子到京就学，就越不利于人口控制；北京如果限制外地孩子在京求学，这种限制越严，越有利控制人口，但又会被视为不公平和歧视外地人。　　北京市政协委员、西城区教委新闻发言人李燕玲认为，在研究教育改革和人口调控问题时，在更好地关注民生、维护教育公平的同时，要兼顾北京人口调控和社会发展实际。　　北京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巫永平认为，北京在控制人口规模过程中需要坚持包容和开放。他说，流动人口在分享北京土地、水、住房、教育等资源的同时，对北京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全世界国际化大都市都是高度包容的城市，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包容性是它应有的城市品质”。　　二是调控人口规模要体现依法行政和程序正义。强磊表示，北京调控人口规模的具体政策措施，不能与宪法、法律和法规相冲突，避免引发大规模行政诉讼等司法风险，比如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政策就不能与教育法相冲突。要做好充足的法律准备，比如实施居住证制度一定要以先完成地方立法为前提。　　三是调控人口规模要靠加强协调来保障落实。据了解，北京将在2010年底人口普查的数据出来后，研究制定人口调控的具体政策措施。专家分析，相关具体政策的出台首先要北京市协调出一个方案，并获得中央支持。　　北京市政协常委会调研报告因此建议：“尽快成立首都人口委员会，借鉴首都规划委员会模式，制定重大人口决策，研究重大人口问题。”“调控什么？不就是更严厉地拒绝更多外地人拿到进京指标和北京户口，更坚决地把流动人口驱赶出北京、把老城区的居民驱赶到郊区？看来我的北京梦越来越渺茫了。”一位梦寐以求想调进北京的朋友这样抱怨。　　北京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巫永平表示，北京调控人口绝非简单用行政手段实行“拒绝”和“驱赶”，调控包括综合使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更需要解决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城市规划实施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加强区域合作等深层次问题。　　一是提高产业和就业“门槛”，减少人口需求。北京市推广“顺义模式”。顺义区的流动人口仅有其他区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主要是靠产业比较高端、本地人充分就业、提升传统服务业组织化程度减少对流动人口过度需求、在房屋租售等方面加强调控、对人口实行总量控制。　　巫永平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人口规模调控的根本途径，北京要继续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准入“门槛”，不能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低端产业和传统服务业要改造升级，提高就业“门槛”。 　　二是简化首都城市功能，分流人口。政协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港澳台侨工作顾问黄钺说，要解决北京人口、环境、资源失衡问题，应在调整资源配置上找出路，简化北京城市功能，保留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等功能，将医疗、教育和经济等部分功能转移到其他城市。　　三是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促进区域协作，转移人口。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认为，北京核心区、拓展区、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人口分布严重不均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首都功能核心区政治、教育、医疗、商贸等功能高度集聚，导致核心区人口饱和、交通拥堵。北京需要在通州等地加快打造副中心，加快新城建设，将优质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设施适度向新城倾斜，调控户籍政策，如新迁入人口优先落户新城。　　北京对周边要素包括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应探索建立京津冀人口有序流动机制，加快推进区域内基础设施布局、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等方面实质性合作，以产业就业引导人口转移疏解陆铭：中国大城市需要松绑来源：中国证券报作者：陆铭2010年06月25日09:21搜狐微博(0)我来说两句(3)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小城镇，这个原来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看来还真是个问题。在欧美发达国家没有这样的争辩，因为在那里城市规模是通过市场选择的，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土地是私有的，所以不需要争辩。在中国，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受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制约的，土地是有政府关于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并且是由计划手段在全国各地配置的，这就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大城市的发展。我认为，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需要松绑，围绕这个话题，我在这里谈五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当前谈论中国城市化和区域发展问题，有一个思想上根深蒂固的误区，需要纠正过来。我们总认为，经济向城市、大城市，特别是东部的大城市集聚的发展，是导致中国今天区域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原因，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造成经济集聚和收入差距在城乡间和区域间扩大的现象同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阻碍了要素的流动，尤其重要的是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当中最重要的是阻碍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流动。　　第二个观点，今天在官方的说法里面，很多人讲要考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于人口承载力的问题。其实，这背后是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尤其是大城市的政府和居民，通常都不愿意让外来人口分享他们的公共服务。今天在住房问题上，我相信这一点很快就可以取得突破。重庆，包括上海，早些时候已经宣布，未来的公租房和廉租房将要覆盖到常住人口，非户籍也可以享受。在户籍背后最重要的是不是住房？不是，是高等教育的权利。为什么说户籍非常重要，因为户籍跟公共服务的平等分享的权利挂钩在了一起，所以它才重要，如果公共服务跟户籍不挂钩，户籍就不重要。今天我们认为，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公共服务的分享对于城市居民是有害的，这也是思想上的误区，其实蛋糕是可以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做大的，在蛋糕做大的过程当中，让外来的人口分享蛋糕的份额增加，其实并不会伤害原住居民的利益。 　　第三个观点，我们一直讲城市有规模经济，但是我认为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必须要找到城市规模经济存在的证据。最近，我在研究一个城市规模经济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对于人的收入的影响。有许多材料可以说明，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在中国的城市的确存在，而且越是低技能的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外溢性越大。我们同时也看了城市人口的规模对于工资水平的影响，城市规模的确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所以，说要鼓励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对大城市的发展要松绑，是有实际的依据支持的。　　第四，我们总以为，在政策上以户籍限制了劳动力流动，以建设用地指标的行政分配制度，并禁止地区间交易，限制了土地要素在区域间的再配置，这些政策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实，这些制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讲两个数字。第一，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城市的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两个数字的对比，在东部城市非常接近，而到了西部，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相当于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越是往内地走，城市的扩张就越是呈现土地面积的扩张，而不是非农业人口和相应经济活动的扩张。这个数字说明，把大量建设用地的指标配置到内地，并没有创造经济增长空间，也没有提高人的福利。第二，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距离香港和上海等大港口450公里以内的范围，平均来讲，城市规模的扩张是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而在距离大港口450公里以外，距离越远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就越小，甚至是负的。　　第五个观点，今天，大家都在说要实现经济转型，人们认为产业的转移正在出现，沿海地区产业正在逐步升级。可是，请注意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产业的转移和沿海地区所出现的所谓的产业升级，是在一种市场机制下产生的，还是在扭曲的要素价格基础上产生的呢？如果现在控制沿海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的供给，控制劳动力的流动，肯定会导致沿海地区的地价偏离原有的轨迹加速上涨，劳动力价格也会上涨。这两个要素的价格上升，被人们认为是东部出现了拥挤效应，其实不完全是这样，至少有一部分是政策扭曲导致的，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在扭曲的价格信号下所实现的结果，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