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中的陈元光“开漳”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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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想象、权力与民间叙事——人类学视野中的陈元光“开漳”传说苏永前内容提要：本文借助于文化人类学视角，将陈元光“开漳”传说作为一种“文化文本”进行重新观照。作为叙事主体的闽南地区中原移民，在“开漳”传说中充分显现了集体想像的两极：对自我的圣化、神化与对他者的非人化与妖魔化；其本质，则是话语权力在民间叙事中的彰显。从政治地理看，陈元光“开漳”传说在闽南地区的产生与传播，则是族群认同的主观结果。关键词：畲族陈元光传说人类学民间叙事陈元光是闽南地区民间信仰中的主要神祗之一，其信众范围涵盖了包括潮汕、台湾、南洋等地在内的整个闽南文化

2、圈。在信仰的核心地带福建漳州，陈元光被尊为“开漳圣王”，不仅神庙祠堂广布，相关的民间传说也异常丰富，形成了以陈元光为核心、以“开漳将士”为主体的系列传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大陆文化寻根思潮的推动，来自不同领域的众多学者参与到了对陈元光的研究中。从目前已有的成果看，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对陈元光生平事迹的考证和对陈元光“开漳”业绩的评价。不过，由于陈元光在新旧《唐书》等历代正史中少有记载，研究者据以立论的材料非常有限，因而关于陈元光“开漳”的可靠性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参见谢重光：《〈龙湖集〉的真伪与陈元光

3、的家世和生平》，《福建论坛》1989年第5期；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针对这种困境，笔者以为，在足以证明或证伪的相关材料有所突破之前，研究者不妨换一种视角，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出发，将陈元光开漳传说作为一种“文化文本”进行反思。借助于这种反思，我们有可能洞见一些被权力叙事所遮蔽的认知盲点。一、民间叙事中的集体想像目前有关陈元光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明清以后闽南等地的方志和族谱。就其形成机制而言，这些方志、族谱与民间传说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在民间故事的采录中经常发现，出于某种特定意图，人们会选择甚

4、至虚构某个历史人物并围绕其罗织一系列事件，从而形成一组传说。在传承的过程中，这些传说往往会被载入当地的族谱、方志，进而具备了与“历史”几乎同等的效力——这也是目前围绕陈元光的考证研究为一些学者所质疑的原因之一9/9。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陈元光“开漳传说”，除当下民间口头传承的叙事文本外，自然还包括这些地方性文献，后者不过是对前者的主观选择与书面记录。作为民间信仰与传说中的人物，陈元光的主要业绩被闽南地区汉人表述为“开漳”这一历史事件。这种表述中至少包涵了以下几重关系：陈元光与漳州，中央王朝与四方边邑，中原移民与闽南异族。

5、关系的核心，则是汉、畲两个族群之间历史边界的变迁与重新整合。根据现有文献，“畲”作为族称最早出现于南宋末年，不过多数学者都认定，隋唐时居住于闽南一带的“蛮僚”即畲族先民。不过，在有关陈元光“开漳”的研究中，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研究者所采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是汉族群的文献或传说，极少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去发掘当地非汉族群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忆和表述。基于这种单一视角的研究，极有可能会沦为对“我族中心主义”的进一步阐发，其客观性与可靠性也因此值得怀疑。史学家傅斯年曾说过：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论断在强调史料重要性的同时，自然也

6、提醒研究者重视史料的客观性与可靠性，惟其如此，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果以这一准则检验当下有关陈元光的史料，我们会发现，由于这些史料出自居于政治版图中心、掌有话语支配权的汉民族，因而难免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新“建构”与“想像”。这种“建构”与“想像”，凭借鲜活的民间口头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当下的闽南民间传说中。有学者已经指出：陈元光请建漳州之事见诸史端虽始于宋，但其事迹始末之祥则初载于明代中叶黄仲昭所纂《八闽通志》。此后的历修方志多有记载，且时间愈晚，记载愈详。黄向春：《“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学术月刊》2

7、009年6月号。这种现象，不能不令我们想起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说。可见，关于陈元光的叙事，是闽南地区汉民族“集体记忆”不断追加的结果。在为俞平伯点校本《三侠五义》所作的序言中，胡适曾指出：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的不得了，忙的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这种有福的人，我曾替他们取个名字，叫做“箭垛式

8、的人物”；就如同小说上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札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胡适文集》（第4卷），第3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参照胡适的上述观点，陈元光无疑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在这一民间“造史”的过程中，闽南地区的中原移民对陈元光的集体记忆经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