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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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王笛近代学堂大规模的兴趣是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皆造成了深刻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新政的推行，为近代学堂的兴起创造了机会。清王朝利用政权的力量促成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巨大变革，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由于资料的零散和缺乏，目前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本文拟就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一、学堂兴起原因及措施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由国家共办的新学校，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

2、学堂和电报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南京陆军学堂等，近20所。这些学堂注重西文和西艺，主要适应培养洋务人才”的需要。如在对外交涉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1），因而办同文馆；鉴于“北洋现筹购碰快铁甲等船，需人甚众”（2），而办天津水师学堂。这批学堂造就了第一代科技人才，翻译了第一批科技新书，成为中国近代学堂的嚆矢，但没有引起中国教育制度的根本改变。在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把“变法”与“兴学”联系在一起，康有为指出：“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法不举”（3）；梁启超更是疾呼：“亡而存之，废而举之，

3、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子学校”（4）。据《戊戌政变记。一书统计，1895—1898年三年间全国出观学堂19所。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些教育改革法令；设京师大学堂，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各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郡书院改为中等学堂等。一些省开始道首行动，如黄槐森之于广西、胡聘之之于山西、荣禄之于直隶、刘坤一之于江南、张汝梅之于山东等。虽然变法失败而教育改革未能实施，但实已造成很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政变以后，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见，亦由民习巳开，不可抑遏。”（

4、5）到二十世纪初；有识之士更进一步认识到已进入“学战”时代，指出：“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南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6）此言虽对教育之重要强调过分，但反映了对设立新式学堂的迫切感。遭到八国联军沉重打击的清王朝这时也被迫改弦更张，“庚子国变；几构灭亡之祸，于是向之阻挠者，始知改革为不可缓”（7）。于是宣布实行新政，并把“求才”作为首要事务，在1901年1月的变法上谕中令各大吏对“如何而入才始出”提出看法（8）。6月发布谕旨。指出“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阽危，尤应破

5、格求才，以资治理”（9）。求才的急切，促使其亟迫地改革教育制度。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拆》成为兴学育才的纲领：“窃谓中国不贪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提出育才兴学的四条办法，首项便是设文武学堂（10）。袁世凯等也相继提出了兴办学堂的建议。1901年9月清廷谕令建各级学堂，“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1）这样，兴办近代学堂便成为清统治者的既定国策并切实推行到全国。由于这一政策造成了资产

6、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他们广泛地参加了兴办学堂的活动，从而出现政府提倡、官吏督促、士绅热心的兴学局面。清廷兴办近代学堂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逐步废除科举制度。改革科举制是甲午以来有识之士的普遍要求，庚子之后，朝廷内外呼声日高，1901年8月清廷颁布改革科举谕令，指出科举“13/13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决定自1902年开始加试策论，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12）。1903年底，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会衔秦请递减科举，指出奉旨办学堂巳两年有余，但因“科举未停”。士林以为“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所以“人情

7、本免观望”、，必须断其希望，“科举立时停罢”。请从丙午（1906）科起，每科递减三分之一，三科裁尽，“傅全国臣民确见裁减科举，归重学堂办法，咸晓然于朝廷意向所在”（13）。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公街上奏，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激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励实修之”。并警告朝廷；“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夏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14）。终于促使朝廷下决心废除科举，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

8、予出路”（15）。科举制的废除，为近代学堂的兴起扫除了一大障碍。（二）建立各级兴学机构。1903年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发展近年教育的机构。1903年，张之洞奏请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清廷今将管学大臣政为学务大臣。1905年11月，山西学政宝熙奏请设立学部，清廷俞允，授荣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