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在中国推广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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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式预算在中国推广的展望　　参与式预算理念源于巴西阿雷格里港城市治理的创新行动，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则在世界各地都有探索与运行。联合国人居署认为参与式预算体现了城市善治的原则，将其作为一种城市治理的实践创新，正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　　参与式预算不仅是促进城市善治的方法，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与民主进程相关联，而且在短期内就有具体可见的成果，特别是在住房、医疗、教育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改善了城市贫民的生活水平。从公共预算角度来看，参与式预算正从政府公共预算的补充形式，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预算模式。参与式预

2、算成为这样一个机制或过程――“公民通过这个机制或过程，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资源分配使用的决策”。（联合国人居署：《参与式预算72问》）随着公共资源分配中市民参与的扩大与加深，参与式预算让城市更加包容，打破了以往边缘人群被排斥的局面，体现了善治的原则。参与式预算作为城市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工具，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采用，并发展出参与式预算的地方多样性。　　法理与实践基础　　参与式预算作为一项治理工具，在中国的推广应用在政治上有其至上的法理基础。从宪法层面，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

3、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一规定为参与式预算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参与式预算正是人民参与国家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的有效途径与形式之一。从制度层面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发展，畅通民主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坚持广泛参与、多元多层，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为参与式预算在基层社会的推动提供了制度保障与实践创造的基础。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层面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要推进协商民主广

4、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坚持广泛参与、多元多层，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求同存异、理性包容，切实提高协商质量和效率。这为提升参与式预算的效能做出了明确的原则要求。　　参与式预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创新，在世界各地都有原生型和借鉴型的发展。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形成的“一事一议”制度，就是参与式预算在我国的雏形，浙江温岭新河镇的恳谈式预算就是典型的原生型参与式预算；而哈尔滨、无锡市的参与式预算则为借鉴巴西的经验而做出的探索。此外，还有上海闽行区的“预算听证会”、上

5、海浦东惠南镇的“菜单式”票决政府实施项目、北京市朝阳区的社区“参与式预算”、四川巴中市白庙乡的“透明政府”和河南焦作市的“公众参与预算”等形式不同的实践形式，正如火如荼，稳步推进完善。2011年8月，浙江省委在出台《关于加强“法治浙江”基层基础建设的意见》中，将参与式预算在全省推行。参与式预算目前在中国的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运行经验。　　参与式预算在中国的推广，不仅有坚实的法理制度基础，也有独特有效的实践经验，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理论价值与实践功能　　公共预算涉及公共资源的配置。在国家层面，预算

6、往往着眼于具有广泛共识的公共项目和特定的国家战略安排。对于一些区域性、社区性的公共资源配置，往往让区域或社区居民参与，更能有效、有感的合理配置资源。因为受益人的参与有助于按照其需要提供服务。这种参与会形成一种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从而鼓励用户关心基础设施并支付有关费用。应该有计划地争取在需求评估、规划、决策、执行和监测方面让受益群体参与。　　事实上，参与式预算是参与式民主的一种形式，也就是直接民主或半直接民主的成分与代议制民主的结合。在中国，参与式预算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发展，有着直接的实

7、践检验效应。它不仅能激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人民民主活力（如浙江温岭），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且拓展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理论的视域，增强了协商民主的制度支撑力。　　联合国人居署根据世界各地参与式预算发展经验，发现其有如下非常显著的实践效能：提高公共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共支出的效率；鼓励市民参与决策过程，参与对公共资金使用的分配和监督过程；增强对公共领域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问责制；使集体优先和对各种资源的共同管理成为可能；增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互信；在社区中创造民主文化，加强社会凝聚力。　　在中国，参与式预算的

8、推广还可发挥以下实践功能：激活人大预算监督；普及并深化公民的预算观念；推动政府放权与基层群众自治；助力协商民主发展；激发公众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推动民生服务均等化发展。　　困境与问题　　参与式预算确实是非常有效的社区治理手段，但它不是灵丹妙药，无法解决自身运行所需的民主政治氛围和政府的改革意志力。在中国，参与式预算一般是在街道或者村级等基层层面开展。当前只在浙江全省乡镇基层政府、国内其他若干区县和市级政府推行，而且有的城市甚至因领导人的变换，参与式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