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淹死了鱼”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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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淹死了鱼”的启示棵子在许多人看来，哲人是智慧的象征，而诗人是浪漫的化身，前者擅长丁理性和智力，后者则以感性和抒情取胜，哲学与诗歌似乎成为了泾渭分明的不同领域，而理性与感性似乎成为了它们“不可得兼”的鱼和熊掌。可悲的是，中国诗歌就成为这样一个惯性思维的牺牲品。中国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歌传统源远流长，但中国诗歌历来侧重于感性和抒情，而对理性和智力则不屑一顾。此种“重情抑智”的诗歌美学正与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政治美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重农抑商”的政治美学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沉溺于“重情抑

2、智”的诗歌美学也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以诗歌当作宗教来告慰心灵的中国士大夫，此后每津津乐道于牧歌园林式的浅吟低唱，而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则“不求甚解”或“漠然视之”。在此种政治、文化严重失调的背景里，长此以往，中国不仅社会经济严重滞后，社会文明也严重落后，至19世纪中期，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在“任人宰割”的屈辱中只有踏上“西学东渐”的求生道路，东西方文化自始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思想大碰撞。此后，中国的先贤们前赴后继，逐渐找到了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根源，并且振臂高呼，打开了光怪陆离

3、的“西化”之门。至此，现代思潮的介入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中国有幸成为了接受现代主义思潮的一员。这一思潮反映在诗歌上，就是西方现代诗歌在中国大陆上的广泛“移植”,——在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中，中国诗歌终于砸掉"黑暗的铁屋”，突围到一个相对自由的白话文领域，从零开始，迅速踏上全新的探索征程。作为杰出的探索者之一，郑敏提出了“诗与哲学是近邻”的诗学观念，为中国现代诗歌摆脱感性的藩篱和抒情的局限，向理性和智力的诗歌世界进发提供了明亮的航灯。以上这些“历史回顾”是我在看见苏一刀的小诗《水淹死了鱼

4、》之后情不自禁想起来的。在《水淹死了鱼》里，苏一刀赋予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以“哲人”和“诗人”双重身份，而此一殊荣则来自于这个小女孩在第一次跟随父亲出海时，她在海面上看见一条漂浮的死鱼，因此“面对大海惊呼：水淹死了鱼”。这」“惊呼”无疑是这首诗最大的闪亮点，它在违反生活逻辑的语言叙事中企图为生存的荒谬（死亡）寻找终极关怀（真相）。不庸置疑，在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眼里，世界是单纯的，死亡是简单的。一条鱼在大海里死掉，漂浮起来，被小女孩看见了，她情不自禁面对大海“惊呼”，“水淹死了鱼”，鱼的死亡方式（真

5、相）似乎一下子被遮蔽掉了，最后只剩下一股强大的视觉冲击波，•股来自语言内部力量的视觉冲击波，让我们情不自禁感受起“生存的荒谬”来，同时更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哲学问题：死亡是否存在着真相？死亡是否存在着真相？在《水淹死了鱼》，苏-•刀并没有立刻为我们出示一条可靠的解读线索，他只是通过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为死亡真相作另一种解读。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死亡解读恰恰违背了生活逻辑，这也是这个小女孩之所以“惊呼”的缘故。根据常识，水本是鱼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鱼需要依靠水来养活自己，但在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眼里

6、，水却成为了“淹死”鱼的凶手，如果你是“常识”的绝对拥护者，那么你绝对不会相信“水会淹死鱼”。问题是，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她“只有五岁”，天真单纯，尚未成为“常识”的俘虏，她倒如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向“常识”发出了强烈的质疑。至此，在“常识”与“反常识”之间，真相隐藏了，“反常识”取得了相应的话语权，“常识”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我们应该知道，“常识”并非“真理”和“真相”，它只是大众认可的生活经验的一种总结，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而“反常识”的发现有时恰恰对应创新的真正涵义，也正因为如此，它更

7、接近“真理”或“真相”。因此，当“只有五岁的”小女孩一旦惊呼“水淹死了鱼”吋，诗人随即对她进行“哲人”和“诗人”的身份指认。而且，“这是哲学的深度”和“诗的境界”。这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就在“浑不自觉”中完成了哲学与诗歌的审美对接。这一审美对接意义非凡，它就是“诗与哲学是近邻”的文本见证之一。在诗歌的创作当中，只有感性（抒情）和理性（智力）实现高度统一，才堪称上乘之作。而掀开“常识”的外衣，让语言发光，照亮事物的内核（真相），则是诗歌所要解决的最咼精神事务。诗歌，甚至说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没有什么显著

8、的作用，像鲁迅所言“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从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尤其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几乎把诗歌当作宗教来看待的民族来说，因为诗歌的存在形态对整个民族的文化思维和民族性格具有巨大的塑造性，诗歌的品格及其发展就显得意义深远了。中国诗歌的传统源远流长，但它一直处于“重情抑智”的诗歌状态之中，在它的情感支配下，创新思维得不到肯定和推广，士大夫们大多沉溺于“庄禅之道”，修心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