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是怎样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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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歌是怎样诞生的　　《风云儿女》创作的时代背景　　1935年春，许幸之接手导演电影《风云儿女》时，当时是国内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呢？　　应该说那是一个阴云密布、危难当头的革命低潮时期，并不是像现在许多年青人以为的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广大群众奋起抗日，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一浪高过一浪的那种局面。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已直逼长城脚下，华北危在旦夕，不要说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就连许多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都感到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2、。　　一些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志士，拿起武器奋勇抵抗，他们自发地组织了“抗日义勇军”等武装组织，在白山黑水、在长城内外，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当局，却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对日寇的步步逼近实行不抵抗政策，而对自己人，谁主张抗日、谁实行抗日，均遭残酷镇压甚至以“格杀勿论”白色恐怖手段而对之。1934年冬，曾在察哈尔前线英勇抗击日寇、收复重镇多伦的吉鸿昌将军，就遭秘密逮捕，不久就在北平被杀害了。对主张抗日救国的进步报刊进行取缔、对爱国人士大肆抓捕，

3、在那一时期更是司空见惯。　　而在积极主张抗日的共产党方面，革命形势也处于低谷。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到1934年10月，各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相继失败，各路红军都损失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走上长征之路。当时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与在长征路上的党中央失去联系，虽然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然而却仍旧不畏艰险地进行着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当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美术设计、电影置景的许幸之和担任电影摄影的吴印咸，在上海青年会联合举办了绘画、摄影作品展。地下党文

4、艺方面的领导人夏衍看过展览后约见许幸之，希望他和吴印咸一起由天一影片公司转移到受地下党影响的电通影片公司，分别担任导演和摄影，接受《风云儿女》的拍摄任务。　　就在影片筹拍之时，编剧田汉2月16日（或19日）就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横遭逮捕，许多左翼文艺界活跃人物也都转入了隐蔽斗争。在这乌云压顶的时刻，对于年仅31岁的许幸之来说，接受拍摄《风云儿女》的任务就意味着要冒再次坐牢的政治风险，而他本人就曾在1927年和1930年两次蹲过国民党的大牢，饱尝身陷囹圄惨遭迫害的滋味。　　夏衍在将拍片任务向许幸之交代时说：

5、“田汉和华汉（即阳翰笙）被捕，大概你已经知道了。《风云儿女》是田汉入狱以前写好的剧本，是以号召文艺青年起来抗战为题材的，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有推动和鼓舞作用，我们要尽快把它拍出来，以配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又说，“为了和反动派作斗争，就得拍好这部影片，这是我们在外面的同志们应尽的责任。”最后，他严肃地对许幸之说：“我和司徒慧敏、孙师毅商定，请你担负起导演的责任。”许幸之并不是共产党员，原本是留日归国的左翼画家。在此之前，除了零星的舞台导演经验外，也未曾导演过一部电影。但组织上对他的这样的信任，使他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

6、这一光荣任务。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经过　　许幸之曾经回忆说：1935年2月，当他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时，手头拿到的电影剧本中有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插曲《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词部分都是空白的。但不久，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由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一段歌词，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　　孙师毅也曾回忆说：那时田汉被扣禁，以香烟纸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由夏衍交给我转给聂耳。这曲最初是用五线谱写成的（手稿遗失），当时的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

7、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改动。　　1982年，许幸之曾写过一篇题为《忆聂耳》的回忆录，以深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聂耳一起共同工作的那些日子：　　在创作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过程中，聂耳曾经告诉我：“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婆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　　在通宵拍片后的一天清晨，睡梦中，听到重重的扣门声。打开宿舍门一看，原来是聂耳。他一跨进

8、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对我说：“好啦！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　　“好极了！”我高兴地说，“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他便一手拿乐谱，一手在我的书桌上打着沉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几遍。曲调激昂、轻快，仿佛催人跨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它打动了我的心灵。我沉浸在他的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了一切。　　突然，他停下打拍子，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见。　　“对音乐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