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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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曹植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作家之一，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风骨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典范和永远风流，曹植现存诗歌80多首，是三曹中最多的一位，也是成就相对最大的一位，因此曹植诗歌的研究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近百年来，曹植诗歌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有著作和论文两类，其著作有20余本，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作品的收集整理、诗集校注等。最早的是20世纪20年代黄节的《曹子建诗注》；随后是古直的《曹子建诗笺》，对曹植诗进行全面注释整理研究当为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三曹诗文全集译注》。除了诗集校注外，也出版了不少曹植诗歌的选注，专门的有影响的如余冠英的《三曹诗选》。其次，作家作品研究。陈一百《曹子建诗研究》，对后代曹植诗歌的校注和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还有洪为法的《曹植及其诗》，钟京铎《曹氏父子诗研究》、钟忧民《曹植新探》、聂文郁《曹植诗解译》、裴登封《曹植诗新探》、崔积宝《曹植研究》等，也从不同方面对曹植诗歌作了较详细的分析与研究，体现了各个时代的研究风貌。再者，资料汇编。就学术史方面言之，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三曹资料汇编·曹植卷》为曹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推动了曹植诗歌研究的信息把握，值得肯定。需要指出的是，近百年来曹植诗歌研究的主要成就在论文，计有380多篇，成果的特点是时代性鲜明，发表的档次比较高，数量比较多专题研究比较深入，影响也比较大。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1、对曹植诗歌总体性分析与评价2、对曹植诗歌表现内容与艺术风格的研究 3、对曹植诗歌题材的分类研究4、对曹植诗歌诗史上的贡献的分析5、与其他诗人的诗歌比较研究女性题材诗歌的分析研究属于以上方向的第三类。对曹植女性题材诗歌的研究比较丰富，多数学者认为曹植在借女性的不幸来抒发自己的不幸遭遇。张蕾《曹植妇女题材诗作鉴赏异说》认为曹植笔下的女性“都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感伤、凄婉的色彩”，“曹植从思妇、弃妇、怨女的悲剧命运中观照到了自己在政治风云中的不幸……诗人的个体人格也染上了愁苦、哀伤、欲言又止的情调”“他通过女性的不幸表现自己的悲哀……他是将自己的身世之感触融入女人的不幸之中。”封如楼《曹植妇女题材诗歌评析》认为曹植“借助弃妇、思妇、盛年不嫁的美女形象来寄抒自己被猜忌、被迫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独怨悲凉的情绪”。裴登峰《曹植作品中女性美的象征意义》、王晓辉《浅谈曹植妇女题材诗歌的比兴寄托》等也都认为曹植女性题材诗歌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是曹植思想和情感寄托的重要方式之一。对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感兴趣缘自大二课堂上老师讲到曹植作品的时候提到的这样一个选题，曹植作品中所描写女性形象，不同与以往从《诗经》到《楚辞》一直至《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曹植作品中所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和其表现的女性形象的觉醒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而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自然又与过去的女性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渊源。在过去对曹植的研究中并没有这一内容的详细研究成果。所以了解曹植女性形象的作品并将其归类，分析其文学意义。并且将曹植的女性形象放在历史范畴中研究其承前启后的意义是十分有必要的。一、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1．曹植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类2．秦汉起到魏晋女性形象的流变3．曹植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开创性4．曹植作品中女性形象承前启后的意义三、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1．曹植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品收集：诗，乐府，文赋。 2．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类：从曹植社会生活的两个分期——以曹丕即位为分水岭，前期和后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着手，并各自归类。3．研究《诗经》《离骚》《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女性形象的产生与发展。4．找出曹植作品中沿袭继承之前文学创作的元素；从而发现曹植开创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并分析其意义。三、参考文献1．韩泉欣赵家莹．三曹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22．黄节．曹子建诗注（外三种）阮步兵咏怀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3．缪钺．三国志选注(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64．裴登峰张音．曹植作品中女性美的象征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5．孙娟．百年来曹植诗歌研究评述．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25卷第6期6．汤力伟．曹植女性题材作品前后期之比较．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19卷7．孙绿江．曹植笔下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社科纵横．2000年第2期．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汉语言文学曹植作品中女性形象问题研究从“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的美女，到“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思妇，她们容貌华美——“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她们清新脱俗——“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1]不知感动了古今往来多少文人墨客。它们都是出自魏晋的一个踌躇满志的公子哥，但是同时又是个处处为人所制的阶下囚，他就是钟嵘在《诗品》中被称之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历史赋予曹植双重使命，一方面既是建安文学创作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他又实际充当了建安文学的总结者。[2]他的创作无论在文学风格还是在文学体裁上有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而且塑造了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有盛世独处的闺中养女，暗叹青春的易逝；有容若桃李的南国佳人，感伤岁月的迟暮；也有相见不得相近的洛水女神，哀惋人神之道殊；亦有幽怨然不得宠幸的被弃之妇，盼望夫君的回心……[3]她们具有独立的人格，散发着自我意识的精神美。或表达对女子之伤的怜悯，或倾诉诗人空有抱负政治失意的感慨，具有深远的意义。本综述粗略收集之。一、从先秦到魏晋的女性形象历史流变“没有女性便没有文学”。女性永远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是由于她们的个中活动，文学才变得如此风姿绰约。从《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庄姜到屈原的“香草美人”，还有汉代“精妙世无双”的刘兰芝。女性形象经历了多次变迁。1．“清水出芙蓉，自然可爱”的《诗经》女性[4]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女性美的作品早在《诗经》里就已经出现。《卫风·硕人》中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5]《诗经》的作者们常以自然事物相喻，表现女性的天然之美，很少有衣饰方面的描写。而且《诗经》中女性性格也是率真、简单，如《卫风·虻》中正义大胆的指责男方的始乱终弃，即使已为人妻，还未改变少女之心大胆倾诉“如之何勿思”（《王风·君子于役》）。自然简单而不做作。2．“香草美人”“香草美人”自屈原之后大都重在写“美人”，大致又分两类：一种是以女性为追求对象，男子思慕渴求而不得，如《离骚》中的求神女，宓妃。[6] 另一种是以美人为道德情操的体现者，多用于自比。如离骚中“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啄谓余以善淫”，这样的美人是一种象征。在宋玉的笔下也有类似的作品，如《神女赋》，与曹植的《洛神赋》甚至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神女不只是虚无缥缈的天外仙姝，更是宋玉个人经历的缩影，是宋玉人格尊严的化身”。[7]此外宋玉还描绘了“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女子，千年来余味袅袅，让人无尽遐想。3.“事事四五通”“精妙世无双”的汉代女性由于汉代“独尊儒术”的影响，女性形象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钳制，知识分子一般也不屑与以女性自比，直到《古诗十九首》时代，才大量创作出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首先表现在女性以严装盛服为美[8]，“头上楼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孺。”(《陌上桑》)对女性的容貌风姿避而不谈。另外就表现在罗敷“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的伦理话语，秉承着“三从四德”的封建传统。在情感表达上真挚的表现女性的情感和悲哀，与《诗经》并无不同。4．自我意识觉醒的曹植诗文女性形象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沿袭汉代诗歌，或者与屈原宋玉一脉相承。但是开创的新的特质。“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9]“遗光彩”和“气若兰”不仅写出了人物的神韵，还喻示了其内在的精神饱满，这样的孤独已经不单单是良人远去的孤独，还是一种自我意识觉醒者的精神孤独。将女性变成一种典型的艺术形象出现。二、曹植女性形象作品分类依据曹植的此类作品一般有两种分类方式：一是按照时间纵向分类，讲曹植的作品以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继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二是按照女性形象本身的类别分类，具体学者意见又各有不同。“大多学者认为曹植的诗歌应该以曹丕即帝位为界，前后期内容风格均有明显差异。”[10]余冠英在《三曹诗选》前言中认为，以公元220年10月为界把曹植一生分为前后两期。王绍良在《曹植二题》[11]中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曹植在曹丕称帝之前就曾受到父亲曹操的淡漠与冷遇，曹植的悲剧生涯并不始于曹丕称帝。导致曹植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在于他的悲剧性格”，“诗歌前后期的风格要素互有交叉，而每一时期的风格特征都有另一时期的风格特征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相对独立的风格外象。”可以说，虽然看法不同，但学术态度认真，思想都具有一定的高度。按照女性形象本身分类大致有四种形象：思妇、弃妇、怨妇（怨女）、[12]盛年不嫁的美女。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评《美女篇》云：“美女者， 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13]”多数学者认为曹植在借女性的不幸来抒发自己的不幸遭遇。张蕾《曹植妇女题材诗作鉴赏异说》认为曹植笔下的女性“都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感伤、凄婉的色彩”，“曹植从思妇、弃妇、怨女的悲剧命运中观照到了自己在政治风云中的不幸……诗人的个体人格也染上了愁苦、哀伤、欲言又止的情调，”“他通过女性的不幸表现自己的悲哀……他是将自己的身世之感触融入女人的不幸之中。”[14]封如楼《曹植妇女题材诗歌评析》认为曹植“借助弃妇、思妇、盛年不嫁的美女形象来寄抒自己被猜忌、被迫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独怨悲凉的情绪”。[15]裴登峰《曹植作品中女性美的象征意义》、[16]王晓辉《浅谈曹植妇女题材诗歌的比兴寄托》[17]等也都认为曹植女性题材诗歌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是曹植思想和情感寄托的重要方式之一。另外还有学者有独特的分类方式，刘育红将曹植关于女性题材的作品，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出于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关注与同情，真切生动地表现她们的相思、痛苦与忧怨”，如《弃妇诗》、《妾薄命》等。这类作品主要是继承《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创作的，基本没有独创性。二是“诗人借女性的情感经历寄托自己备受排挤与迫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孤苦悲怨情怀”[18]，如《七哀》、《种葛篇》、《杂诗》其四(南国有佳人)、《美女篇》等。还有学者从历史流变的角度分类，如孙绿江在《曹植笔下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中将曹植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仍为继《古诗十九首》之作。或借女性之口，或借男性之口，其所写仍为女性之悲、女子之伤。”如《弃妇篇》、《出妇赋》、《叙愁赋》、《浮萍篇》、《妾薄命》、《闺情》等。第二类为“香草美人”之作，即通过对美人的追求来表现自己对某种理想或事物的追求。代表为《洛神赋》。第三类为“借女子之口，通过女子被弃或盛年未嫁来诉说自己不被曹丕理解和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苦闷。”如《七哀》、《种葛篇》、《杂诗》(南国有佳人)、《美女篇》等。[19]他认为前一类作品无特别之处；第二类沿袭屈原宋玉，但有所创新造了“洛神”典型的人物形象；第三类则具有开创意义，托物言志。笔者认为，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统一结合，将曹植作品中描述的女性形象做全方位立体的网状分析。因为从曹植所在时代的历史角度来看，以曹丕即帝位可以将曹植的女性形象明显可分为两大类。从曹丕上台伊始，就对曹植防范尤为严厉，“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并派监国使者随时监视。所以曹植的创作明显受其影响，“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20]，内容上，前期作品比较简单直接，多为客观描写，缘事而发，如《感婚赋》。后期则较为复杂，将主观情感寓于其中，可以再从女性形象分类上做多角度具体分析。艺术成就上，“ 前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单一化、平面化，缺少心理、性格的变化和审美的多层次性；后期则注意到展示她们内心、性格的变化，从而使这些女性形象更富层次美和内涵美。”[21][注释][1]韩泉欣赵家莹．三曹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2．分别为75．85．90．117页[2]刘跃进王莉．三曹．北京．中华书局．2010．5[3]刘从武．论曹植的女性审美观．文学教育（文学评论）．2010．6．25~26[4]赵彩花．先秦到汉代诗歌中女性形象的三次变迁——兼谈曹植诗中女性新特质．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1月．第21卷第5期[5]裴登峰张音．曹植作品中女性美的象征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6]吕菊．飘忽宓妃跌宕文心．肇庆学院学报．2002年6月．第23卷第3期[7]艾初玲．异样相思异样情怀——《神女赋》与《洛神赋》对读．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第29卷第1期[8]孙绿江．曹植笔下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社科纵横．2000年第2期．67~69[9]黄节．曹子建诗注（外三种）阮步兵咏怀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117[10]孙娟．百年来曹植诗歌研究评述．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25卷第6期[11]王绍良．曹植二题．北方论丛．1988．3[12]汤力伟．曹植女性题材作品前后期之比较．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19卷[1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27[14]张蕾．曹植妇女题材诗作鉴赏异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15]封如楼．曹植妇女题材诗歌评析．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16]裴登峰．曹植作品中女性美的象征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17]王晓辉．浅谈曹植妇女题材诗歌的比兴寄托．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18]刘育红．关于曹植女性题材诗歌的解读．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卷第2期　[19]孙绿江．曹植笔下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社科纵横．2000年第2期．67~69[20]缪钺．三国志选注(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6．367 [21]封如楼．曹植妇女题材诗歌评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本科毕业论文（20届）浅析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专业：汉语言文学 [摘要]曹植是建安文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现存曹植作品中关于女性题材的诗、赋、赞、乐府等，共有三十余篇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其中的女性形象或形貌妍丽、或气质高贵、或德才兼备、或独怨不遇，这些独具魅力的女性形象的出现，其原因同曹植的个人生平，魏晋的审美风尚与“士不遇”痛苦的消解有关。[关键字]曹植;女性形象;个人经历;审美风尚;士不遇ABriefAnalysisofFemaleImagesofCaoZhi'sWorksAbstract:CaoZhiisarepresentativefigureofjian'anliterature.thereisatotalof30femaleimagescreatedbyCaozhiwhichincludePoetry,Fu,Zan,andYueFu.Someofthefemalesappearancebeautiful,someofthemgotnobletemperament,someofthemhavebothabilityandmorality,andtheothersarepessimisticonopportunity.ThereasonsoftheappearanceofthesecharmingfemalesarerelatedtoCao'spersonallife,WeiJin'saestheticfashionandtheventingofthepaincausedbyhispoliticalsetbacks.Keywords:CaoZhi;femaleimages;personallife;aestheticfashion;politicalsetbacks 曹植（公元192—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弟，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时期最富盛名的文人，其后世流传作品之多，影响之大，堪称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奇葩。钟嵘在《诗品》中对其评价极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充分体现了曹植本人独特的魅力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学气息。“没有女性便没有文学”[1]，女性题材往往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文学样式，文人笔下绰约多姿的女性形象，使得文学增添了别样的风姿。古今往来，在中国古代文学人物的画卷中，一个个流光溢彩的女子形象亭亭玉立——从最具代表性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的庄姜，到屈原笔下“众人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的美人，还有宋玉家隔壁“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登徒子好色赋》）的东家之子，以至“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孔雀东南飞》）严装盛服的刘兰芝。至曹魏，“曹植”和“女性题材”这两个看似迥然不同的的名词，当它们碰撞在一起却擦出了绚丽的花火。曹植笔下的女性形象，可谓集中了先秦以来所有女性的优点，她们中或有妍丽的形貌、或有高贵的气质，或德才兼备、或独怨不遇，散发出别具一格的文学魅力。一大部分学者认同将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20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他的创作中涉及女性题材的作品共有33篇，45位女性形象。分别为：前期——《七启》汉水女神游女与歌舞伎无名氏；《感婚赋》闺阁无名氏；《愍志赋》新婚无名氏；《弃妇篇》刘勋妻王宋；《出妇赋》已婚无名氏；《静思赋》闺阁无名氏；《叙愁赋》待嫁曹宪、曹节；《画赞序》明德马后；《女娲赞》女娲；《姜嫄简狄赞》姜嫄、简狄；《班婕妤赞》班婕妤；后期——《禹妻赞》禹妻女娇；《仙人篇》湘娥、秦女；《洛神赋》洛水之神宓妃；《浮萍篇》已婚无名氏；《七哀》宕子妻无名氏；《种葛篇》已婚无名氏；《圣皇篇》魏太后卞氏；《灵芝篇》织女；《精微篇》杞妻与苏来卿、女休、缇萦、女娟；《黄初六年令》杞妻；《美女篇》闺阁无名氏；《杂诗·南国有佳人》神女无名氏；《杂诗·西北有织妇》已婚无名氏；《远游篇》玉女；《卞太后诔》魏太后卞氏；《妾薄命（其一）》曹叡后宫无名氏与宓妃、汉女、湘娥；《妾薄命（其二）》曹叡后宫无名氏；难以确定时期的篇目，如：《闺情》（其一）已婚无名氏；《闺情》（其二）歌伎无名氏；《九咏》游女、湘娥；《母仪颂》商汤之妃有莘氏；《明贤颂》周宣王后姜后。[2]二上述异彩纷呈的女性形象都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相同点——美，这种美囊括了多重含义。至于对“美”的定义，从来是见仁见智——两汉时期，“三从四德”就是女性美的全部定义。扬雄《方言》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 他认为美包含容貌、形态、姿色、品德四方面。《从魏晋诗文看时人的女性审美观》的作者则认为对女性的审美应包括形貌美、服饰美和神态美[3]。笔者认为，美之为美，除去形貌、气质、才华，还应当包括主人公由于各自不同的经历所形成的人性之美，这种美未必给人以愉悦的情感体验，可是有着深刻的内涵（因为人物形象身上散发着独特韵味）。所以曹植笔下的女性形象之美，可以作如下解读——1、形貌妍丽之美这里所言的美主要指视觉上的体态容貌之美，特别是容貌，如肌肤、秀发、贝齿、蛾眉等。曹植笔下的这种形貌之美，主要是间接的通过比拟和直接描写两种手法。一是以自然之物比美人，《洛神赋》中这样表现女性之美：“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关于这种手法的妙处，朱穆在《郁金赋》中曰：“比光荣于秋菊，齐英茂于春松。”她的容颜美丽，更胜秋日的菊花，秋菊应是冷香而艳丽的；荣华如春天茂郁的青松，青松四季常青，春天的青松更于这种坚贞的品质之外多了几分生命力。在《弃妇篇》中曹植又以石榴的绿叶红花的绚丽灿烂来喻女子的美貌：“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彩有光荣”。当今石榴花是很平常的种类，但是在古代，这种原产自古波斯一带后来移植来的植物是很受文人青睐的，绿叶红花的娇美更衬托出女子容颜的妍丽。二是直接的容貌描写，曹植笔下的直接描写刻画出一个个肤凝如玉，面容姣好的绝美女子。《洛神赋》中“延颈秀项，皓质呈露”的洛神和《美女篇》里“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的女主人公均表现出时人对秀白的玉色肌肤的嗜爱。《洛神赋》中的洛水女神，“延颈秀项”刻画出她秀且长的颈部，加之高耸的发髻和秀丽微曲的眉（“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不施粉黛，有一种天然的清纯之美：“芳泽无加，铅华弗御”。凝白的肌肤，修长的颈脖，高耸的云髻，秀丽的眉毛，铺排详尽、细致入微的容貌描写，让读者极尽想象力。在《闺情（其二）》中描述了一个热闹的宴席——觥筹交错间有精美的酒菜，大厅里有华美的装饰，不仅如此，还有着绝色的美女，她们“娇姿艳丽，蓊若春华。红颜韡烨，云髻嵯峨。”“蓊”是草木茂盛之意，如繁茂的春花般貌美的女子，容颜光灿而美丽，像小山般高耸的发髻如云，十分美好。除去单纯的相貌描写，还有举止——《静思赋》里有位“性通畅以聪慧，行孊密而妍详”的女子，聪明而又智慧，行为美好而缜密，这样安详的女子，不仅容貌妍丽，而且神韵绰约，颇有千百年来赞扬女子“林下风致”的脱俗气质，娴雅安详如女神一般。2、高贵典雅之美所谓“高贵”，含义有三：达到高度道德水平的；极为贵重的；地位高、生活享受优越的。（摘自《现代汉语规范词典》)[4]女性形象的高贵典雅在曹植作品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领会：状人与状物。在描述女性人物时，主要指人物高雅脱俗的气质。如曹植在《洛神赋》中感怀的洛水之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仿佛可以看到一位衣袂飘逸，优雅脱俗的绝美女子，温婉而惊艳。关于洛神的高雅，黄节在《曹植集校注》中解之云：“翩若惊鸿”形容洛神体态轻捷，翩翩然如鸿鹄之惊飞。气质飘逸而轻盈。“婉若游龙”，引用李善注：“《神女赋》曰‘婉若游龙乘云翔，翩翩然若鸿雁之惊，婉婉然如游龙之升’”[5]P286这样的一个女子，她的一颦一笑都摄人心魄，曹植也为之倾倒。“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 ，在她回首之间，华美动人、光彩四溢，而她轻吟长啸的时候，口吐芬芳气若幽幽的兰花香气。这种高雅的气质的由来，很大程度上缘于魏晋女子对华丽美感的追求。如，魏晋女子对繁复华丽的追求在服装方面表现为：服装以上简下繁为主，下摆宽松，最有特点就是曳地的髾襳，“髾”是衣服下摆加一种相连的三角形装饰，上宽下尖，层层相叠；“襳”是深衣腰部加围裳，围裳下面垂出两条或数条飘带。[6]这种繁复而飘逸的服饰风格体现在曹植笔下的女性形象中，就是洛神“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脱俗气质。曳地的裙摆和飞扬的华带，不禁会让人有飘然若仙的感觉。与服装相呼应的是发型。魏晋女子发型向高大发展，有“斜、倚、危、侧”的特点，且发髻名字极雅致——如灵蛇髻、芙蓉归云髻、翠眉惊鹤髻等。[7]除了飘逸的罗衣和高耸的发髻这些视觉美感之外，还有嗅觉的芬芳，魏晋女子在头上装饰鲜花，当时还有一种“尘香履”的女鞋，“以薄玉花为饰，内散以龙脑诸香屑，谓之尘香。”（唐·冯贽《南部烟花记》）这一切都为取材于现实的曹植笔下的女性形象增添了一抹超尘脱俗的雅致。“高贵典雅”的另一面则是通过描述物品之贵重来烘托人之高贵。曹植笔下的女性形象不仅有着脱俗的气质，还有着华美的饰品。魏晋时期女子所用的发饰繁多，有步摇、花钿、簪、钗等，以步摇为最经典，东汉刘熙《释名·释首饰》曾云：“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华美的饰品在走动中摇晃碰撞，光彩夺目极富美感。此外女子还身戴大量贵重的珠玉饰品，在曹植的《美女篇》中可见一斑，“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金环、金爵钗、翠、琅玕、明珠、木难，简单的30个字中刻画的闺阁女子，就提到了6种名贵的首饰。这些首饰都有各自的特色：《释名》曰：“爵钗，钗头上施爵。”其实是一种一端为雀形的金钗。《尚书》曰：“厥贡惟球琳琅玕。”翠、琅玕分别是一种绿色的宝石和一种类似玉的美石。《南方草木状》曰：“珊瑚出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广雅》曰：“珊瑚，珠也。”珊瑚是来自海中的一种装饰品。《南越志》曰：“木难，金翅鸟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国珍之。”[8]P118木难，即一种珍贵的碧色的宝珠。加上罗衣飘飖，如蝉翼般轻薄的裙裾在风中翻飞。如此的华贵的装饰，着实流韵溢彩。由于魏晋时期对人物体貌服饰的欣赏达到极致，女子形象不再是汉乐府中罗敷、刘兰芝的大众化盛服，而在曹植雅丽文笔下一转成为贵族女子，彩碧绮丽。又如在《洛神赋》中，“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这些首饰也是各具特色：瑶碧，李善注：“郭璞曰，名玉也。”华琚，谓玉佩上雕琢有花文者。金翠，李善注：“司马彪《续汉书》曰，太皇后花胜上为金凤，以翡翠为毛羽，步摇贯白珠八”。[5]P286在曹植不惜笔墨铺排的描述中，一个头戴金翠美玉宝石首饰，身缀明珠的华贵女性形象跃然纸上。3、德才兼备之美汉代妇女有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天官九嫔》），贞顺的品德是排在第一位的。汉代妇女地位从属于家庭，因此当时女性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多从婚姻家庭的角度介入。汉末的曹植也是这样，他笔下的已婚女子，常常即使满心的愁苦幽怨，还是对丈夫全心全意的深爱着。在“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的封建时代，无子是妇女被休弃的正当理由，可妻子还是希望丈夫不要休弃自己，发出“晚获为良实，愿君且安宁”（《弃妇诗》）的希冀。《七哀诗》中思念远人的妻子，清夜独居，孤独但贞心不改，愿意化作一缕清风，长驱万里入君怀抱（“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还担忧若君怀不开，自己将飘摇无所依靠。《种葛篇》中的女子与丈夫新婚时“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美满甜蜜，在丈夫心怀异心，终于将自己休弃之后，依然不曾流露决绝之意。而《精微篇》中选择的女性形象则是遭受不幸，仍然不离不弃的执着追求的女休、缇萦、女娟等，这是对传统女子德行的一种突破。另外，“美于色，厚于德”（《画赞序》）的明德马后和“有德有言”（《班婕妤赞》）的班婕妤也是德之典范。《卞太后诔》中则展现了卞太后母仪天下的姿态。于德之外，女性的才同样受到曹植的重视。其实关于女子之才，早在中国第一部以女性为对象的专著——刘向的《列女传》中已有记载。《列女传》中描写了许多优秀女性：如《贤明传》中通晓事理、贤而由德的周宣王后姜氏，《贞顺传》中既嫁做人妇便不离不弃的蔡人之妻等。尤其是其中还记载了许多有才华的女性形象，如《仁智传》中善于观人、能够避危趋安的曹僖之妻，《辩通传》中相貌奇丑无比，但是能言善辩的齐无盐氏之女等等。身处汉末魏初的曹植受其影响，加之魏晋时期人物品评注重个人才华的时代风貌，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不止品德贞顺，更有着多才多艺的特点。这些秀外慧中的女子有的精通音律，有的养蚕采桑，有的擅长女红，都是颇有才艺。《闺情》其二中“娇姿艳丽，蓊若春华”的绝美女子精通音乐，能“弹琴抚节”；《仙人篇》中有擅长音乐“拊琴瑟”的湘女和“吹笙竽”的秦女，《弃妇诗》也提到一位“扶节弹鸣筝”的女子，她的琴声“要妙悲且清”，悲戚而悠远。《卞太后诔》中则记叙了卞太后生前“恒劳庶事，兢兢翼翼，亲桑蚕馆”的事迹，《美女篇》中也选取了女子“采桑岐路间”的生活画面。《杂诗·西北有织妇》则刻画了一位原本擅长女红的织妇，因为悲伤长久无法织出一匹像样的丝织品。“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卷五）》中云：“‘绮缟’，言己有可用之才，‘明晨’言终日勤劳”[9]P228，这个独守空闺的思妇已经历九个悲伤的春天，由于哀伤愁苦而“终日不成章”。可以看到，曹植笔下的女性就是这样，时常是德才兼备的女子。4、独怨不遇之美曹植笔下的女性，往往有着形色各异的却同有伤感愁苦的格调。简言之就是展现的大部分女性形象都有“不遇”的身世，无论是借女性之口写女性之悲，或是通过对女子的追求表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抑或是通过女子的身世来诉说自己不被理解和无法作为的苦闷。凄美也是这些女性形象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感伤的不遇从内容上看大致有三种——盛年未嫁的不遇（如《美女篇》《杂诗·南国有佳人》等），已嫁独守的不遇（如《七哀诗》《杂诗·西北有织妇》《闺情（其一）》等）和已嫁遭弃的不遇（如《弃妇篇》《出妇赋》《浮萍篇》等）。[10]反映盛年未嫁的不遇最典型的是《美女篇》，脱胎于《陌上桑》中罗敷形象的美女虽有华容令颜，但是不遇良媒，最终佳婿难求。风华正茂与困守深闺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一种悲怨之美。又如《杂诗·南国有佳人》中，“容华若桃李”的南国佳人，悲叹“时俗薄朱颜”。头两句描写美人漂亮的容貌，以桃花的艳丽作比，让人印象深刻，次两句笔锋一转，描写绝色女子到处流落，担心自己青春易逝，波澜起伏的表达出哀怨苦闷的情绪。再看《七哀诗》，单是题解就已经凄凄惨惨戚戚，何谓“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曰：“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闻目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8]P10在明月夜、高楼中，一位妻子正在思念离家逾十年的丈夫。无限之悲愁、无数之悲叹、无尽之馀哀，哀婉温柔。而在《种葛篇》中，女子先是追忆新婚时甜美的生活“欢爱在枕席，……好乐和琴瑟。”让人想起《棠棣》中“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的美好幸福。紧接着转而哀诉今日被休弃的哀伤孤苦，欲扬先抑的手法让读者的心情百转千回。最后所抒写的慕君之心，听天由命，其实也不过是不堪忧思下的一种自我宽慰而已。而《洛神赋》中，“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又是怎样的悲伤，不言而喻。总之，曹植笔下的女性形象周身散发着别具魅力的人性之美，女性形象不再仅仅是意象化的象征，而是光彩丰满，作为独立的人存在着。具有华美的容貌，高雅的气质，德与才兼备，且因独怨不遇而感动了古往今来的许多读者。三在大一统的封建社会里，文人把“立功”“立言”“立德”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想要成就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他们就必然要依附于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否则便只能渔樵江渚，处于政治的边缘，甚至自身难保。为了含蓄的表达这样的人生理想，“温柔敦厚”的传统将文人的笔端引向了女性题材，自屈原始，美人意象就常常成为文人寄托理想情怀的载体，女性形象承载着许多文人进退沉浮的人生际遇[11]。久而久之，中国古代文人进行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创作就形成了“香草美人”与“闺怨思妇”这两个基本主题。而如我们所见，曹植笔下的女性形象显然不同于之前的文学作品而具有了一定开创性，是什么造就了曹植笔下的这些有着“曹植”特色的女性形象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与曹植的个人生平有关关于个人经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孟子曾提出著名的“知人论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章句下》)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也说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因此想要探索文学内涵，首先要审视其特殊社会背景下作者的特殊经历。有论者指出，“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2]而曹植创作所处的时代是正好是汉末大乱之后，魏初三国鼎足局面形成，人民生活趋于安定的建安时期。建安时期文学人才之盛，向来为世人所称道。钟嵘称“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讬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诗品总序》）曹操帷幄下的的方士文人一边看着风衰俗怨、民生疾苦，一边心怀天下大一统的志愿，政治热情高昂。曹植也是这样，生于乱世，与父亲征战四方的他，一直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自期，这样的志向加上他在文学创作中“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特点，最终塑造出曹植笔下这些丰富的女性形象，她们本质上往往是曹植婉曲地表达心志的媒介。不论是《美女篇》中“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的独守高楼、盛年不得嫁的美女，或是《种葛篇》中“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的饱受休弃之苦的妇人，她们都是曹植委婉的内心写照。曹植的创作以公元220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他生长在诗书富贵之家，少年时代就表现出的文学天赋使得曹操对其极为宠爱，“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三国志· 陈思王植传》），曹操几欲将其立为太子。这样生活优裕的他，前途一片光明。于是贵公子的生活加上太子之争使得曹植更多的关注外部世界，在女性题材中同情弱者，所以曹植前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以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作为原型创造，如刘勋之妻王宋，曹植的妹妹曹宪、曹节，班婕妤等；而且女性形象也比较单一，如《感婚赋》中的闺阁女子和《愍志赋》中新婚女子的形象，体裁主要以赋和赞为主。后来由于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最终因为“司马门事件”失宠，“御之以术，矫情自饰”的曹丕被定为太子。加上建安二十二年王粲、徐干、陈琳、应瑒、刘桢在疫气流行中相继去世，建安二十四年杨修去世，曹丕继位后曹植的两位好友丁廙、丁仪被诛，孤独的曹植情况急转直下——政治上小心翼翼，时常怅然绝望，后来甚至连基本的生计都难以保障，“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其在遭受“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吁嗟篇》的变故后，投入大量的精力用于文学创作，关注自身的悲苦，寻找人生的出路。值得注意的是，文人曹植与君主曹丕之间还不同于其他文人与君主简单的君臣关系，它蒙上了曹植与曹丕兼为兄弟的微妙关系的阴影。这种状况使得他选择大量与其命运有相似之处的神女、思妇形象寄寓自身理想与苦闷，，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失意与愤懑，强烈的感情投入和作品主题的双重性使得这些女性形象丰满生动、具体可感，别具魅力。如《七哀》，这是一首描写弃妇哀怨的诗，对于在外十年没有归家的丈夫，女子清夜独居难眠，这其中便寄托了曹植对曹丕的情感，刘履在《选诗补注》卷二中云：“子建与文帝桐木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且指出诗中的“愿为西南风”就是因为此篇在雍丘所作，而雍丘在魏都的西南方。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如此，在历史人物或者神女身上曹植同样表现出这样的寄托。《精微篇》中那些历史上遭受不幸的女性——杞妻、女休、缇萦、女娟等，均是因为她们的“精微”感天动地终于发生了奇迹：杞妻的哭泣让梁山为之倾塌，秦女休临刑遇赦，缇萦以身赎父感动文帝废除肉刑，女娟为父以身代死感动赵简子，这些遭遇无疑都表达出曹植向曹丕、曹叡表白忠诚之心的意味。2、是时代审美的投影两汉时期，士人受到传统儒家思想价值观念的影响，极为注重人格比拟与道德象征的意义，常常用自己的道德观念去看待外部世界。与汉代之注重德行之美、人格之美的审美观念不同，魏晋时期对人的审美更为全面，较多的与人的个性风采相融合，脱离了儒家思想的主观限制，外表在魏晋时期成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审美符号。在各类文学作品尤其是人物传记中都有对人物外貌的重点刻画，貌美之人如何晏、潘岳、卫玠等人一时间成为时代的主角，即便是形貌丑陋之人也会专门说明。《晋书·潘岳传》记载：“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为哀诔之文。少时常夹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而形貌丑陋的左思的情况却不那么尽如人意：“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翱，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可见时人对于外表美的欣赏已经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外表美有时甚至凌驾于才学之上。对于美的追求，在魏晋可谓不分男女，请看荀粲的惊世之言——“妇女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13]P447女性的“女色”受到极大的重视，身处汉末魏初的曹植，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因此而兼具了汉末魏晋时期的特点，这些女子形貌妍丽、德才兼备，《闺情·其二》里“娇姿艳丽，蓊若春华”的绝美女子精通音乐“弹琴抚节”；《美女篇》中“荣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的美丽女子“采桑岐路间”，貌美的还有“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洛神赋》）的洛水之神，“容华若桃李”（《杂诗·南国有佳人》）的女子和“朱颜发外形兰”（《妾薄命·其二》）的歌舞伎等等；多才的更是如精通音乐的“拊琴瑟”的湘娥和“吹笙竽”的秦女（《仙人篇》），“扶节弹鸣筝”的弃妇，琴声悠扬——“要妙悲且清”（《弃妇诗》）和擅长女红“绮缟何缤纷”的思妇（《杂诗·西北有织妇》）。这一审美特征源起于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由于汉代推行的察举制不再适应汉末以来纷乱的社会状态，“乱世之英雄”曹操摒弃两汉重名轻实的人物品评标准，高举“唯才是举”的大旗，后来曹丕采用“九品中正制”，在这种制度下，地方官员的选拔主要依据当地的豪门大族或者名士对本乡士人的品评，按照品德和才干分为几个等级向朝廷举荐。这种选官制度直接导致了“名”与“实”的讨论，使得观察品评人物亟需一个具体的标准，于是刘劭的《人物志》应时而生。《人物志》卷上《九征》中说：“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他认为人的个性气质以及才能都是由禀气决定的，并通过声色容貌、谈吐风姿体现出来。这种人物品藻的标准不同于儒家强调伦理道德、政治理法的取向，而是将人的形貌、仪表的美独立出来，重视个人价值。《世说新语》中专门设立“容止篇”，还有《赏誉》一篇记载貌美的名人，其中评价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王羲之的风流倜傥从“游云”与“惊龙”中可见一般，此二词是形容他的风姿俊逸。赞叹王恭的形貌，云“灼灼如春月柳”，像春日的柳树般光明；嵇康则是“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清俊爽朗。这表明此时的审美观经历了由两汉注重德行修养向注重人物才情风貌的转变，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中也时常体现出以玄远、超脱为特征的人格美，并常与空灵的想象巧妙结合，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融合无间。最典型的如《洛神赋》中的描述——“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的洛水之神态，“遗光彩”，“气若兰”在展现人物神韵的同时，更表达了其内在的人格美：“顾盼”之中显示出她遗世独立、飘逸动人的姿态，淡眼看世界的高雅空灵之美；韵味深长的“长啸”之中则暗示了洛神，或者说曹植自己，那种自我精神的觉醒与无人可诉说的孤独之美，成功塑造了一个超尘脱俗的纯美形象。这样的形象可以看出是受到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的渗入，使得人物品评趋于理想人格的建构。”[14]人格美在人们对个人仪形价值的肯定和追求中得以升华，因此当时的一批擅长“人伦鉴赏”的名士都是通过外貌观察来由表及里的识别内在人格。久而久之，这种人物品评的方式导致了时人对外在的美貌的钟爱，男子喜无须或少须的阴柔之美，效仿妇人燻香剔面，敷擦面脂、口脂。《世说新语·容止》篇注引《魏略》：“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而且“好服妇人之服”。何晏算是首开如此风气之人，虽然有传言说其肤质本来就白皙，从而有了“傅粉何郎”的故事，何晏爱美却是不争的事实。后来男子爱美的风气渐盛，《颜氏家训·劝学篇》记载“梁朝全盛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即使是当今社会，依然难以想象这种风气在贵族弟子之中是多么盛行。明代学者屠隆在《鸿苞节录（卷一）》中曾写到：“晋重门第，好容止。……肤清神朗，玉色令颜，缙绅公言之朝端，吏部以此臧否。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言，绰约嫣然，动相夸许，鄙勤朴而尚摆落，晋竞以此云扰。”可见当时的人们对阴柔之美的疯狂追求。在《魏略》中也记载了曹植初见邯郸淳时的扮相：“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可见曹植对外表修饰也是相当重视。这一特点体现在女性形象中即为华丽的服饰样貌的铺排描写，此处不再赘述。 3、也是对“士不遇”痛苦的消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君王为代表的政统和以士人为代表的道统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相互作用力。受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理想的影响，士人自我实现的道路往往是沿着完善个人自身修养，建立和谐的伦理家庭，然后参与政治、治国平天下的轨迹进行的。因此对于积极入世的中国传统文人来说，士人的理想和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君王的赏识与否。然而这一过程中始终无法避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士人有时即使身居官职也依然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甚至越有才华反而越容易遭受打击，这样往往导致文人的失落感。文人在政治受挫后的表情达意就逐渐形成了古代文学中“士不遇”的主题，如汉代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虽然前者更注重表现儒家思想的气质，后者则更多愤世嫉俗的语言，但在对不遇之感的体验上都是相同的。不得志的情感需要消解和寄托，这时文人往往就会选择借助女性形象。这种与政治主题相关的女性形象最早出现在屈原的《离骚》中，也就是流传后世的“香草美人”意象。为什么要选择“女性形象”来寄托表达政治情感，这其中的原因就不得不提到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家国同构。自春秋战国时期起，整个社会秩序可以归结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组关系中，由于父子关系是既定的，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就相对具有了更多的同构因素。如在家庭中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在国家中则上有君王、下有子民，而且其中家庭包括长辈、同辈、晚辈，国家中则是上司、同僚、下级。这样的一一对应的君臣、夫妻的同构关系使得中国文学中的政治和爱情两大主题互通互喻。家成为国的微缩，国则是家的放大。《战国策》有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也是“士”与“女”的又一项对应关系，《古诗十九首》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便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特点——如《青青河畔草》中“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荡子妇，就是为了远行在外的荡子而打扮的如此用心。士人满腹才华、心怀政治理想也同样希望得到君王的赏识。同样，《涉江采芙蓉》中“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苦闷，也与士人遭遇现实打击后有着相似的心境。毋庸置疑，曹植的作品中无论是于思想意识形态，或是艺术手法都深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这样的同构关系使得曹植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以家庭夫妻生活表现政治追求的题材，以小家来映射大家，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曹植的女性题材作品。“夫妻是人伦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又是最不稳定的关系。”[15]女性对丈夫的依附地位决定了女性充满不安定因素的悲剧的生存模式，这使得女性文学在文学史中具有了极重要的悲剧意味。如同“蚌病成珠”一般，女性文学的光辉成就便源自于这种由于深刻而受到文人普遍关注的女性的痛苦。特别是中古时代的女性文学，突破以往的表现手法，把生活中的男女之情上升到悲剧冲突的层面，从而加强了女性形象的文学价值，如“闺怨思妇”的主题——在古代日常生活中，由于通讯不便，游子思妇本就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生活现象，在加之其中寄托的君臣关系，“闺怨思妇”意义变得更加丰厚。因此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文学意识还是思想内容来看，都堪称女性文学的长河中熠熠闪光的存在。曹植作品中往往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精到的写意造境，突出表现女性的思念与哀怨。曹植前期的作品中一般表现的都是单纯的对女性的同情，并无深刻内涵，如《弃妇篇》《出妇赋》《叙愁赋》等。后期则出现了大量借助女性形象委婉吐露个人心迹的作品，如《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的意境描写出神入化，简单而隽永。诗中的思妇不仅有着与丈夫十年分离的伤怨，还有绝望的失去归属感的孤独，独自在高楼悲切的感叹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刘履曰：“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以孤妾自喻。”[8]P11无论是不忍亦或是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女性形象显然成为曹植寄托君臣关系的重要载体，同时这种含蓄的表达手法也体现出曹植诗歌“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创作风格。曹植笔下的女性形象不仅有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思妇、弃妇，还有历史上的女性和神话传说中的神女。值得注意的是“神女”形象，最典型的就是《洛神赋》中的宓妃，她是一位脱胎于庄子《逍遥游》中神女形象的女子。关于神女，《逍遥游》中这样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其实曹植笔下很多女性形象身上都有这位神人的影子，肌肤洁白凝如玉，风姿绰约高雅。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尤其体现了那种超然外物、清逸脱俗的气质，刻画出一个纯洁、唯美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女性形象其实是曹植美好理想的化身，对于这位具体而又飘渺的女神，曹植的选择是“解玉佩以要之”，大胆的追求，但是最终因为人神殊道的不可抗拒，被迫选择放弃，于是洛神的形象就成为曹植的美好理想不得实现的消解。女性题材的作品由来已久，无论是单纯的表现女性之悲，亦或是借女性之口表达文人自己的政治理想。她们在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诗经》中的女性注重感官上的自然美，质朴直观；屈原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一个意象化的抽象形象，粗线条的勾勒轮廓；而宋玉，极尽渲染之能事，虽然细密精当，但表面化缺乏内涵；“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的女子则是严装盛服地恪守男权社会下的伦理道德，打着人为雕饰的烙印。到了魏晋时期，文学发生的巨大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大为突出，鲁迅将其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16]”。曹植笔下的女性因此而摆脱角色限制，体现人的觉醒，女性第一次散发出人性的光辉，在中国女性文学中增添了一抹生动的鲜活。综上所述，曹植对诗赋发展的贡献加之其富艳的文采和不幸的身世，使得后人对他有着极高的评价：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称赞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钟嵘则云“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诗品》）；谢灵运对曹植“八斗之才”的评价我们更是耳熟能详；张戒还将曹子建与杜子美之诗并称，说与韩退之之文同为“后世所以莫能及也”（《岁寒堂诗话》）而曹植的女性形象形貌妍丽、高贵典雅、多才缤纷、独怨不遇，则在中国古代女性题材文学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影响，以曹植为代表的以建安时期为开端的女性题材创作群体与唐五代以飞卿体、花间体为代表的女性题材创作群体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女性题材创作的两个高潮[17]，意味深远。 注释：[1]赵彩花.先秦到汉代诗歌中女性形象的三次变迁——兼谈曹植诗中女性的新特质.韶关大学学报，2000.(5)[2]欧阳竹.曹植笔下女性形象分期研究.华章,2009.(13)[3]刘容筝.从魏晋诗文看时人的女性审美观.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1)[4]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北京: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432[5]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86[6]曹天慧.超凡脱俗的唯美主义倾向——魏晋时期的服饰风格.艺术教育,2006(5)[7]刘容.从胡子问题看魏晋南北朝人重阴柔的审美观.福建论坛,2009(6)[8]黄节.曹子建诗注（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11,8,10,11[9]聂文郁.曹植诗解译.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228,232[10]封如楼.曹植妇女题材诗歌评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11]孙绿江.曹植笔下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社科纵横，2000(2)．67[12]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90[13]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47[14]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39[15]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70[16]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84[17]木斋.论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山西大学学报,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