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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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创新[摘　要]当前，村级党组织普遍面临的困境是资源短缺。实证研究发现，案例村的党支部通过村庄外部关系网络的链接、“党员承诺制”的推行、社团组织网络的构筑及“五星级评比”活动的开展，突破了领导困境，实现了领导创新。其借鉴意义是：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创新要注重观念创新、把握时代趋势、借鉴乡土传统。　　[关键词]村级党组织；领导创新；陕北农村　　　　领导创新是领导主体主动顺应时势和环境变化的要求，创造性地解决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以不断图强、图优的领导变革与发展过程。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直接领导者，农村基层党组织(本文主要指村级党组织)唯有进行领导创新，才能增强领导能力。笔

2、者基于陕北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活动的实证分析，就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实现领导创新问题展开探讨。　　　　一、资源短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困境　　　　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主要困境是领导资源的短缺。　　1．经济资源的匮乏。经济资源是村级党组织开展领导活动的重要物质支撑。目前，大多数村级党组织的经济资源极为有限。从理论上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村级党组织的经济来源渠道大体有三个方面，即村集体经济、村提留以及党费。然而，从实地调查看，第一，大多数村庄都是“土地到了户，集体空了肚”的“空壳村”，集体收入相当匮乏；第二，村提留也因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而几近为零；第三，至于党费更是微

3、不足道。有人认为，随着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国家每年将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而新增投入主要是由村级组织来组织、实施，因而村级党组织的经济窘境将大有改善。但是，也有人认为，对于全国近70万个村庄而言，新增投入仅相当于每村每人每月仅几块钱[1](P10)，况且新增投入并非均时、均等、均地。从目前调查来看，多数村级党组织的经济困境并未明显改善。陕北农村党支部的经济困境可从“一低、一高”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低”是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低。陕北农村经济以发展农业为主，无论是集体农业还是家庭农业都因恶劣的自然条件而发展滞缓。2005年，延安农业总产值约519858万元，榆林约488403万元，二者在陕西省

4、11个市(区)中分别位居倒数第四、第三位[2](P230)。不仅如此，即使集体非农产业的发展也相当滞后。以乡镇企业为例，2005年，延安和榆林的乡镇企业总数在全省分别位居倒数第三、第四位；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延安仅3个，榆林11个，二者合占全省(176个)的8％[2](P253)。“一高”是村庄负债率较高。尽管村集体收入匮乏，但有些村庄公共事务还不得不办，结果许多村级组织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据统计，2007年榆林市农村负债总额达13351．06万元，其中负债村2887个，占全市村总数的52．3％。一些村干部甚至为躲债而东躲西藏，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更不要说创造性地工作了。因

5、此，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往往“不愿干事、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他们往往连自身运作的经费都时常捉襟见肘，更遑论为群众谋福利了。　　2．政治资源的流失。根据吉登斯的观点，政治资源主要包括控制、组织、制裁等治理手段。目前，村级党组织政治资源的流失集中表现为“两个流失”。一是政治权力的流失。当前，尽管根据制度规定，村级党组织仍然掌握着村域治理中的领导权，是领导核心，但事实上，其领导权力日渐式微。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改革以后，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权力能否得以保持，除制度规定的作用外，越来越取决于其治理能力的大小，换言之，取决于村民的信任和认同。但是，不少村级党组织治理无方，甚至部分党员干部谋取私利，因而基本上失

6、去了村民的信任和拥护，毫无权威可言。另一方面是因为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村庄日常事务的管理权力，特别是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权力也确实被明确赋予了村民自治组织，因而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权”事实上大为“缩水”。在延安的某村，村委会选举后，村主任按照《村组法》的规定，接管了村集体的财权，一直由村支书掌管的行政公章也被迫移交。那位被上级封为“领导核心”的村支书，手中只剩下把“斧头镰刀”。二是组织资源的流失。组织资源是政党开展活动所依赖的组织队伍或组织体系，它包括政党自身的组织队伍和政党的外围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农村建立了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党支部和生产小队党小组的组织网络体系，而且还在每个村

7、建立了直接隶属于村党支部的共青团、妇女会、民兵连等外围组织。借助于这样的组织资源，过去的村级党组织能够顺利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农村的组织资源持续流失。一是村级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农民特别是年青人的入党积极性不高，因而农村党员队伍的数量增长趋势有所停滞，如榆林某村的党员发展严重断档，村党支部可谓是“七个党员八颗牙”，几近成为“白发支部”；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党员的素质不同程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