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类型角度谈中国法律史的叙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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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类型角度谈中国法律史的叙述模式近些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关于“中国法律史”教科书的叙述模式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现有教科书的叙述模式是否能够很好地重述与现代(西方)法律知识体系“异质”的中国传统法律知识体系的问题，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充分关注。另外，鉴于中国传统法律有着“陈陈相因”的特征，那种完全依“王朝更替”来重构中国传统法律的叙述策略是否适宜，同样值得我们思考。据此，本文尝试从“文化类型”与“社会类型”两个方面来讨论中国法律史的叙述模式的可能意义，并提出一点很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得到各位学者的指教和匡正。　　一、中国古典法律的历史演进　　

2、如果我们按“法律是随着国家的诞生而形成”这一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来衡量，那么自从夏朝国家建立至晚清“变法修律”运动，中国传统法律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假定我们据比较宽泛的法律人类学或者法律社会学的看法来估算，至少炎黄时期有关“黄帝李法”的传说，即是法律萌芽的证据。如此，中国传统法律可能具有更为久远的渊源。为了研究与叙述的便利，下面我们将“夏启夺位”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形成的起点。　　就中国传统法律演进的阶段看，它有以下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第一阶段：宗法分封国家时期。这一时期从夏启夺位到周朝平王东迁，包括夏、商、西周三个王朝，历时一千余年。其中，西周可以说是“三代”法律传统的完备形

3、态和典型代表。　　西周法律的背景如下：第一，经济结构。西周大体上实行“井田”制度，具体是：一井九百亩，八家共一井，每家百亩，公田百亩；农民领受封君的土地，必须承担劳役地租的义务，就是八家共耕百亩公田。其中，各级封君领受天子的土地：诸侯为封国、大夫为采邑、士为禄田，当然，他们必须承担各种军政的义务。土地属于国家，无论是谁，对于领受的土地，全都不得交易。第二，政治体制。西周基本上采取宗法分封制度。这种制度的要义是，将国家政权划成两个系统：君统与宗统。具体一点说，君主以宗法为原则，以分封为办法，以便把血缘亲疏等级与政治权力等级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宗法政治体制，也是一种“世卿世禄

4、”的政治体制。如此一来，家族宗法组织也就成了国家政权组织，家族宗法伦理也就成了国家政治伦理，对家族的“孝”也就成了对国家的“忠”。这也是“化家为国”或“视国若家”的意思。第三，意识形态。夏商两朝，基本上是“神权政治”弥漫的时代，君王认为，不仅“君权神授”而且永恒不变。不过到了西周，这种意识形态开始动摇。西周统治者提出，政权的“合法”基础不仅需要“天”的授予，而且需要“民”的认同，所谓“以德配天”就是这个意思的表达。由此可见，西周的意识形态乃是“神权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兼容并蓄。这对后世政治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实行国家垄断教育的体制，像孔子他们所从事的民间教育尚未出现，这

5、是权力支配学术和思想的典型时期。对于法律知识来说，同样如此。法律知识的传播，要到春秋时代法律公布之后，才有可能。　　就法律而言，那时主要有两种规则系统：礼与刑。《左传》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说法，基本上向我们揭示出“礼”与“刑”的历史渊源和政治作用。礼，源于氏族社会的祭祀，是一种氏族习惯法，具有“属人主义”的特征；刑，源于氏族部落彼此之间的征伐战争，史称“刑起于兵”，就此而言，刑乃是对异族或敌对部落的征服或镇压的手段，到了后来，刑也被用来惩罚国家内部的犯罪。西周的《九刑》和《吕刑》之类，均有“外用斧钺，内行刀锯”的内容和特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周的“宗法+分封”的

6、政治结构与“礼+刑”的法律制度结构，就此有了内在的关联意义。除了礼与刑，誓、诰之类也是西周的法律形式。　　第二阶段：宗法官僚国家形成时期。自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雒邑(河南洛阳)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史称“春秋战国”时代，历时五百余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上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经济上，西周的“井田”制度渐次解体，土地私有化运动在“自发”与“自觉”两个层面上不断推展和逐步深化。譬如，公元前645年，晋国推行“爰田”制度；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秦国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更具革命性的意义。政治上，郡县制度开始出现。例如

7、，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493年晋国赵鞅颁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誓命，即其例证；商鞅“变法”时推行郡县制度，更是著名的事件。原本的“世袭”制度渐渐瓦解，按照才能和功劳授职的做法得到推行，商鞅制定的二十级军功爵制度，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例。思想上，这一时期乃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百家争鸣”时期，学者称之为“哲学突破”时期。其中，儒家倡言“德主刑辅”与追求“无讼”的法律学说和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和“以刑去刑”的法律思想，更是成为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主要资源。而荀况提出“隆礼重法”及“治之经，礼与刑”的主张，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