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一派与居勒尼派伦理思想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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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朱一派与居勒尼派伦理思想之比较[杨朱一派与居勒尼派伦理思想之比较]　　《列子·杨朱篇》中所阐述的享乐主义，与古希腊居勒尼派早期的快乐主义有某种相似的地方，杨朱一派与居勒尼派伦理思想之比较。“且趣当生，奚遑死后”是《杨朱篇》的人生哲学，意即把现实的快乐享受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目的；无独有偶，居勒尼派的始祖阿里斯底波也认为“肉体的快乐大于精神的快乐”[1](p226)，“生活的艺术在于抓住每一个从眼前经过的快乐，并尽可能充分的利用那一刹那所带来的美好”[2](p655)。二者都同样把快乐作为幸福的唯一标准，肆意追求现实的感官的快乐。这也是杨

2、朱和阿里斯底波长期遭到非议的原因。但因《列子·杨朱篇》已被现代史学家们证实是魏晋时期的伪书，所以其思想不能作为杨朱思想之确证材料。对照先秦其它资料所记载的杨朱的思想，《杨朱篇》中所体现的极端纵欲主义思想并非杨朱本人的学说。综合分析杨朱本人的思想，作为《杨朱篇》思想的发端，虽与居勒尼派有很大的差别，但亦不乏有相似之处。　　　　一、基本伦理原则：为我主义与快乐主义　　居勒尼派最早系统的论述了快乐论原则，由阿里斯底波定位的初期的居勒尼派无论是理论还是生活方式，都涂抹上了一层享乐主义色彩，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将其简单的归结为享乐主义。该派后来渐渐趋

3、向于追求以理智为基础的快乐，寻求一种能免于苦与恶的不动心的宁静。而与此同时代的杨朱则以消极“避世”的角度，从传统的“入世”的思路中跳出来，强调个人的完整与珍贵。就它们对历史的影响而言，居勒尼派是连接苏格拉底和后期希腊思想的桥梁；杨学精髓则直接延向老庄。　　杨朱的伦理思想洋溢着特殊的个人主义的气息，这种倾向被孟子称为“为我”，《吕览》中记载为“阳生贵己”[3](p233)，还讲到杨子注重生命权利即“贵生”。这些思想的归结来自于杨子那令天下惊惑与非议的公式：“一毛”大于“天下之利”。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4](pp75-

4、183)。《韩非子》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5](p.148)，社会文化论文《杨朱一派与居勒尼派伦理思想之比较》(..)。综合各种资料，我们便不应把杨子的这一思想笼统的归结为极端利己主义的。一般认为韩非子的评价要客观一些。首先，杨子的所谓“不以天下利易其胫一毛”的学说事实上是在贯彻他的逻辑主题“贵己”。因为“贵己”所以“贵生”，即珍爱生命。“体之一毛”虽小但对于生命的完整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损害生命的事杨子是绝对不干的；所以杨子在对“体之一毛”与“天下之利”的掂量中得出“体

5、之一毛”大于“天下之利”的结论，正如韩非子所言，表明杨朱乃“轻物重生之士”也。其次，孟子对于杨朱学说的“利天下而不为”应理解为“利之一天下而欲拔其一毛，杨朱不为”，也就是说杨朱此番言说是在一个假设的条件下进行的，体现的是一种经济买卖关系，实际上就影射出杨朱如何看待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的原则问题。对于社会而言，个体就是由许多个“一毛”组成的，每个个体就犹如“一毛”，如果去掉每个个体，天下、国家岂不如同虚设？所以从杨朱的这种主张我们并不能断然指责杨子为极端利己主义。实际上。杨朱的为我贵己学说，如贺麟先生所言，是利己但无损于人，从伦理上判断是利己主

6、义但并非自私，从中可以看到合理利己主义的萌芽，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原因有二，其一，在杨朱看来，传统过分强调社会国家整体而忽视个人利益。实际上中国传统道德正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很早就关注并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诸如孔子的“礼”与“仁”，墨子的“兼爱”“尚同”都反映了这种传统精神，荀子更雄辩的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唯一的原因就是“人能群彼不能群”[6](p119)。由此看来，杨朱的“贵己”在理论上提出了一条有别于前人的思路，这就是一种彻底、露骨但又温和、退让避世的为我主义。它从规定人的义务转向了对人的权利

7、的肯定与追求，从“入世”的角度中跳出来，超脱度外，斩断了个人与社会的一切交换关系，重新树立起一个全新的价值标准。其二，如果把杨子的这种思想放入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其极其珍贵的现实意义。在逐鹿争霸、纷纭动荡的年代，统治者们为了争夺权利，扩大疆域，对人民采取诱战政策，诱以利禄或强迫人们为之流血作战。杨朱力倡重生，为民请命，并呼吁人们不受统治者的功名利禄的诱惑，珍惜自身的生命价值，并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现实社会的人奴役人的不合理性，起到了抨击社会的黑暗面、促使人们自我觉醒的积极作用。　　居勒尼派是基于感觉主义而提出快乐论的。“居勒尼派

8、主张感觉是标准，只有感觉才是可理解的不会错的，而引起感觉的事物却不是可理解的或必然的，所以研究事物是毫无价值的，所谓的共同真理也是[1][2][3][4][5]杨朱一派与居勒尼派伦理思想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