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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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与3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民众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这种脆弱的公民意识是在过去30年间的一些思想解放和公民行动的“窗口期”和某些“小环境”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如80年代给无数冤假错案平反、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民主法治”，以及90年代民间维权、关心“三农问题”的时候，也与某些报纸杂志比较“大胆”密切相关。对中国社会来说，这样的“窗口期”和“小环境”至今仍然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发生，尚无法形成一种有序的公民社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200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民间和官方对此均有回顾性分析和叙述。在这

2、30年历程中，令人瞩目的是从1989年到1992年间的三年“停顿”。这三年既是中国社会对前一阶段改革的民主目标的幻灭期，也是国家权力将改革与民主正式剥离的调整期。这之后的“改革”进入了一个经济开放与政治封闭并行的时期。前后两个阶段“改革”的主导意识相似，都是为了避免“亡党亡国”，但“开放”范围则大不相同。害怕“亡党亡国”的忧患意识，其实就是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危机感。30年来，这种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意识一直伴随中国这场自上而下、缺乏民主基础的改革。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当政者从不曾允许人们就改革正当性和改革的目标展开充分的公共讨论，于是，“改革”便只能成为一种具有实用性质

3、的短期权宜之计，它的道德理想号召力低，社会信任基础也很薄弱，能勉强用以争取民心的只能是给与普通民众的一些“实惠”，而且“实惠”的有效期亦无保障，但人们却不得不为它付出很高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之代价。这种“实惠”因此成为一种实质上的专制仁慈。1989年可视为30年改革前后两阶段的分水岭。两个阶段的共同点是政治上层都试图化解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合法性危机，不同点是手段的相异，前后两阶段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专制仁慈。1980年代是以“四个现代化”作为口号与收拾人心；1990年代以后以民族主义为凝聚力，并满足民众的物欲。两种专制仁慈手段在短时期内都获得过相当的成功，曾一度消解了合

4、法性危机。但是，消解合法性危机毕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和排除危机。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在民主改革缺席的情况下，当收拾人心和满足物欲的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统治合法性便会再次成为一个急需应对的危机问题，而政治民主也会再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热切期盼的改革。一、第一阶段（1978－1989）：用改革重塑政治合法性先有必要厘清“改革”之真义。“改革”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本身并不具有实质的政治意义。作为一种政治涂料，“改革”可以用来涂在不同性质的变化之上。早在2千多年以前，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ca.431–355BC）在《暴君希罗》中就已经涉及了专制统治（僭主政

5、体，tyranny）“改革”的可能。暴君希罗对诗人西蒙尼德说，当暴君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暴君不能相信任何人的忠诚。西蒙尼德开导暴君希罗说，只要对人民施恩惠，当暴君并不坏，还能长治久安。西蒙尼德并没有建议希罗给人民自由，也没有建议将专制“改革”为民主。他只是建议较多地满足臣民的物质需要，以换取他们的效忠，甚至爱戴。西蒙尼德认为，恐惧和贪欲，这是暴政专制驾驭臣民凭借的两大心理机制，施物质恩惠，既能满足贪欲，又能平缓恐惧，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对暴君来说不难做到。[1]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深谙如何用“改革”为暴政涂脂抹粉。他指出，无论是给暴君帝王劝说还是谋划，都必须知道暴

6、政这种政体的权力特征。专制者并非不知道专制之恶，但更在意放弃专制对专制者的不利。[2]施特劳斯用色诺芬的另一篇作品《途径和方法》为对照提醒读者，民主或专制的权力政体特征会直接影响人们向掌权者进言的方式和目的。施特劳斯写道，进言改革专制是进言者向专制统治者作“以不改革原制度为好”的“改革”建议；这种“改革”是为了让专制更稳定，而不一定是要用民主取代专制，它的目标并非“向（真正）好的政治秩序”去“转型”。[3]从上述古代政治家对改革的偏好可以看出，“改革”首先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一种无须诉诸暴力的温和的社会变革；改革还指政治上另辟新途，但“新途”未必就等于更佳之途；最

7、重要的是，“改革”可以用来为“改革者”的利益服务且遭受较少阻力。马克思主义者对“改革派”始终保持戒心，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改革的说辞其实总是在掩饰它与当权者利益的特殊关系，“改革是对来自‘下面’压力的应对策略或者阻止手段。改革的一般手段都应当看成是国家普遍强制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有助于营造一种普遍‘共同利益’的幻觉，它对于任何一个意欲统治的制度运作都是必不可少的。”[4]“文革”结束后的第一阶段改革，其强大动力是政治上的“去文革”。如果把“文革”的本质确定为专制极权，那么去“文革”的改革就应该以建立民主法治为首要任务，但这并不符合一党统治的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