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汤恩比的感慨说开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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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汤恩比的感慨说开去朱睿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1889-1975）在上世纪70年代初曾表达过这样的感慨：能够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他甚至幽默地说愿来生在中国。老人家是西方人，能通过东西文化的比较，这么向往中华传统文化并得出如此结论，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他确实进行过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观察研究和思考；二是说明他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能够客观、公正和平静地面对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一个外国人能够把中国的孔孟之道奉为济世之药，这一“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历史文化观，倒足以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汗颜。汤比恩博士站在“庐山”之外看“庐

2、山”，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原因：“中国历史不断地周而复始地改朝换代。然而，中国比西方更成功地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数百年来，中国国内在和平而有规律、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成功地维系了数百万人的团结一致。其二，中国成功地融合了一个外来的思想文化——佛教，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明。”虽然“在历史上，中国曾有超过五百年的分裂时期（春秋战国的五百年中，中国分裂成许多小诸侯国），但是在公元前两百二十一年，整个国家在政治上大一统之后，中国的政治始终是统一的局面，再没有长期分裂过，且在文化上，从未丧失她的整体性。”（出处：汤恩比，A.1973,《地球的继承人？》刊于《地平线》杂志，第16

3、册第3期，18-19页）汤比恩博士是历史哲学家，眼光和视角自然有其独到的特点。而我们作为孔孟的后人，以其人为镜，总应照见点什么。换句话说，老先生从“墙外”闻到的“花香”，究竟香在哪里？是什么能够吸引他发愿来世要到中国？要说这也是我们失传多年的国学瑰宝，挖掘它也不应该是太难的事，好在当代著名高僧大德净空法师已经为我们作出了精辟概括，这就是道德的教学！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教学的重要性，所谓“念终始典于学”，“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等等。他们看到，教化民众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也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孔子早年周游列国，总希望有诸侯能够启用他，然而终究未能如

4、愿。回到家乡只好从事教学，可惜时间不长，只有五年，但对后世影响可谓大矣！追溯历史可以看到，从汉朝开始国家就已将教育列为国策。自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采用孔孟学说教化人民之后，历朝历代一直将孔孟之道奉为治世法宝，其效果就是两千年维系了大一统。教的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德”。一般认为，道就是宇宙演化所遵循的基本法则（这种法则当然也是人应当遵循的人事法则），而德就是顺应道的一切行为。具体来说，教化人首先要用人道。人道内容虽然包容万千，但大道至简，用以教学的孔孟之道可以概括为“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

5、义，廉，耻。其中，后四个又称四维）”。它也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道德。当然，这只是个纲宗，由之展开，孔孟之道各种理念原则门类齐全、涉猎面广，是一个大而完备的体系，于是自古便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说到这里，无法回避近百年来对“孔家店”及其所谓‘封建礼教’的批判。在这样的批判中，“孔孟之道”“封建礼教”偏偏被指为糟粕。在批判者的眼里，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者就是靠推行这种礼教欺压、欺骗人民，维持自己统治的。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专制统治者欺压人民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到底是欺压者的问题，还是“道”本身的问题？我们熟知的农民起义常用的一个政治口号，似乎已经给予了回答，即皇帝“

6、昏庸无道”，起义者要“替天行道”。处于一朝末代或由盛转衰的专制统治者到底“无”什么道？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清楚，除了历朝独有的个性原因外，往往本质上都始于专制统治者在伦常道德上的硬伤；乃至民间一些大家族的兴衰，都无不体现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至于小家小户和个人沉浮与失道缺德密不可分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因此，狭隘或实用性地把这些经千百年检验行之有效的来自人性本源的“道”斥为糟粕是站不住脚的。百年来的事实有目共睹，恰恰证明道德长期失教引发的社会层面的各种问题越来越突出。汤恩比老先生为什么这么向往中国？他看重的不仅是道德更有教化：“早在公元前两个世纪，汉武帝已经了解，要保持中国政治的一

7、统，必须培训一批专业优秀的政府官员来维系，官员的合格标准，他则选择对儒家哲学精通深入程度来考核。”（出处同上）加上从汉朝开始的“举孝廉”制度，可以认为汤老先生所关注的不仅是内容的规定性，更有实现形式的规定性。如果以道、术、势衡量教化人民这件“建国君民”的大事的话，道解决的是方向、目标问题，即教什么；术，是方法、方式问题；势，即氛围、气势。三者之间固然关系密切，但显然，至少在这个具体问题上，道是更带有根本性和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