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国企管理要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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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国企管理要标本兼治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主要应该在完善和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工夫从国企改革的历史教训看加强管理的重要性国有企业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至今，主体任务已基本完成。原有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计划经济下关于国有企业产供销、人财物、产品定价、投资等事项的管理权，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放给了企业（除少数基础价格和国家大型投资事项外）。截至2006年，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实现了股份制改造，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主要限制在资产和人事管理。所有制结构调整已经到位。国有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降至30%以下，主要集中在金融、

2、基础设施、工业交通核心部门（2011年，国企占工业产值的26%,各类民企48%,其余为三资企业）。我国已经形成多种经济成分竞争的开放型市场。经过多年市场环境的锻炼和淘汰，现存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已显著提高，不再是30年前的情况了。特别是“十一五”以来，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持续见好，特别是大型工业企业，包括许多竞争性战略性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成为国家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的先锋骨干，如振华港机、上海隧道机械、大连起重、沈阳机床、一重二重、沈鼓陕鼓等。但是，由于人们对1995—2006年间的国企大面积万损、退市、数千万职工下岗还记

3、忆犹新，“国企产权虚置一国企必败论”还有相当的市场。这样就有必要先简单讨论一下当时国企改革的教训。80年代国企开始“简政放权”时，国企在全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国家财政主要来自国有企业的上缴。国企留利水平偏低、福利开支挤占企业技改基金、财务负担过重等等问题，已经暗藏着经营的危机。但总体看，当时国企效益水平是较好的，如1995年前，装备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一直保持在20%左右。国企效益最差的时期恰是大规模改制的1995-2002年，比起计划经济时期“越干越抽抽”了。很显然，用“产权不明晰”的理由是无法解释的。在当代，任何上规模的企业都是所

4、有权经营权分离的。企业运作的好坏，直接原因在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在体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企业领导只要具有必备的水平一一包括职业道德和工作能力，企业绩效的分布必然服从“两头小中间大”的规律。当企业绩效普遍出现异常时，也要从管理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企业管理的核心是管理权力的配置。改革初期，在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同时，还强调发挥企业党组织、职代会和工会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权力和作用，体现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见1984年《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90年代迅速推广股份

5、制改革，企业一把手的权力大增，党委和企业经理角色不分，职代会已不起作用，上级单位对企业的监督也同时被削弱。而企业内部新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又不完善。这样就形成“一言堂”，或少数高管专制的局面，员工的话语权基本被取消。企业内缺乏权力制衡、缺乏内外监督机制，这就为少数企业高管滥用权力，甚至与上级政府部门串通作弊，开了方便之门。绝对权力产生腐败，这在政府和企业是一样的道理。在当时条件下，国企亏损面大增固然有种种客观原因（如对私营、外资企业竞争缺乏准备，国企税费负担高于非国企），但根据当时的调查和广大群众的反映，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善

6、的因素至少占50%,揭露出来的经济犯罪案也集中在国企领域。如高管带头搞关联交易、违规担保、索取回扣、放任应收款拖欠等等。一些经理把所负责的企业搞垮、再回头搞MB0,无耻之尤。由此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少数人暴富,千百万工人下岗，引发持久的社会不安和动荡。工人在“在改革大潮中没有看到光明，没有看到实惠，危机缠身，越来越困惑和迷茫”。改革的声誉、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极大的伤害。当时理论界部分人士极不负责地鼓吹“腐败出一个新体制”，难辞其咎。与此同时，中央颁布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后，具体操作细则如资产评估、股权变更程序的管理等等事项，又迟迟没

7、有出台，有些规范性文件下发了也不认真执行。各地政府一刀切地要求“限期完成国企改制”，引起企业经理层的思想混乱，普遍存在“上级给机会，不捞白不捞”的心态。这和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也有一定关系。社会上普遍信仰失落，这是特殊时期的现象，不能看做普遍和长期的规律。所以，当时国有企业的效益滑坡，从企业自身的角度看,不能归结于“国企产权”这一因素，主要是管理素质滑坡的问题。管理滑坡的背后是用人不当，是人的观念问题，即作为现代企业经理人所应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操守，发生了动摇。国企要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权力制衡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国有企业的管理逐

8、渐改善，这可以从效益的改善得到旁证。但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结合笔者自身的经验，笔者认为，国企管理的完善，应在以下几方面给以特别的重视。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过去的“工厂”改称"公司”，“厂长”改称“董事长”；公司内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各级治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