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化还是应当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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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政治化还是应当社会化？一一评北大会商制度（程熙）近几周，北大学业会商制度（以下简称“会商制度”）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质疑者众，赞许者寡，更乏理性分析。其实在去年11月，北京大学学工部、教务部和医学部教育处联合在医学部和元培学院启动了学生学业会商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已近尾声。试点结束，预计5月份将在北大全校推广。这便引起了争议。加之李敖先生在愚人节开的一个玩笑，称自己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儿子李戡因“上网成性”，上了“会商名单”。更是重新吸引了社会公众的眼球。被会商的学生包括十类：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

2、、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的学生。质疑声主要源自对于“思想偏激”的质疑，有人认为这是抹杀一些大学生的个性,更扯上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大加批判。更有批评者将其政治化,其隐含之意不言而喻。我个人认为，在会商制度上我们不应该“被政治化”，而应该去政治化，应从社会的层而重新看待这个制度。从会商分类来看，本质是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难息息相关的。2008年10月，武汉大学公布的全国首份“90后”大学新生调查报告显示，多达34.5%的新生缺乏理想

3、、信念和人生规划；32.2%的新生不相信理想和信念对人生的影响。根据一份2010年的《大学生职前调查大行动》的报告显示，高达86%的大学生不清楚自己的就业方向，感觉前途比较迷茫；50%的大学生表示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2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好像没有优势。除此之外，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大都市生活的高成木，日益凸显的高房价、就业难问题，等等，青年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变得越来越沉重。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多元化的不断发展，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剧，社会处于大转型、大变革时期。近年来，贪污腐败、贫

4、富差距、公平正义等现实问题愈发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不少群众、尤其是部分青年感到不解、困惑，甚至为之沮丧、悲观。这些思想波动,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必然反映。这种现实情况和社会转型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牛尚且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更何况面临经济贫困、学籍界动、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情况的学生呢？在此种情况下，就有必要缓解大学生的压力，将其引导到一个积极向上的生活观上，重塑其信心。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崇尚个人自由主义，只要不违反法律和校规，决定做什么是个人的选择。当然个人也因此要对自己负责。中国大学与西方

5、大学一个不同在于它的辅导员制度。每一个班级都会有一个辅导员负责管理，辅导员一般是高年级的硕士生或者博士生。辅导员负责学校与学生Z间的信息沟通，但其主要任务是将一个原本陌生人组成的班级运转成为一个熟人社会。作为这个小社会中的“家长”，辅导员也会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感情和思想。中国的辅导员制度有其合理性和优点。它是我国教育体系从高中到大学的一个必要过渡。我国的高中教育中，教师管理十分严格，而大学教授基本不会去管理学生。很多远离父母的学生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网络成瘾是其+Z-O这时候就需要辅导员这种角色帮助新生逐

6、渐过渡到大学生活中，也是帮助其在大学这个层面“社会化”。北大会商制度主要由学校学工部制定，这个组织的职能之一就是管理辅导员。可以预见到，会商制度在微观层面的操作也应该由辅导员来完成。会商制度的出台遭到了另一种质疑。也就是判断“思想偏激”的标准是什么？一旦提出这个问题，引来众多公共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比如知名媒体人杨锦麟在其微博上发表评论称：“五四运动，不少被当局视为是'思想偏激'的北大师生，其后多半成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引领者，先行者，启蒙者，实践者，而一二九运动，更多'思想偏激'者，多半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7、，或投奔延安，或参加抗战，他们几乎都被列入当局中的黑名单，但这些人大多是共和国的建设者。时过境迁，这世道怎么啦？！”在这种情况下，辅导员往往他们被划入学校组织这一范畴中，包含“思想偏激”学生的会商制度就往往被诟病为官僚组织为了统一管理、排除界端而设立的制度。这又是将会商制度政治化，而非社会化的结果。在学校层而，“思想偏激”的含义原本是一个十分生活化的标签。北大学工部副部长解释“思想偏激”而举的具体例子是，“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8、当然思想偏激一个更普遍的范畴是指一些大学牛性格上有些偏执，在人际交往、社会适应上存在困难，甚至对学业也产生不良影响。例如，不能与宿舍同学和谐相处、不能冷静处理恋爱挫折、毕业后难以适应职业生活等。一旦将会商制度政治化后，“思想偏激”仿佛天然地成为了进步的代名词，而学工、辅导员则被暗喻为固步自封的陈旧者。或者，从学工层面看，辅导员将商会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任务，对学生采取某些强制手段。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错误的。中国的特色在于做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