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桂林传统文化-桂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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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举与桂林传统文化*发表于《桂林文化》2007年3期，第65~72页。此文与《广西博物馆文集》刊登之同名文章基本一致。桂林作为广西历史上主要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其历史文化在广西一直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如果说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形成基本上取决于中央政府，是中央政府看重桂林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而明智地将广西的行政首脑机关和军事首脑机关设置于此，桂林人民几乎不能施加任何影响，那么文化领先和主导地位的形成就大为不同，中央政府把文化行政机关设置于桂林并不能使桂林理所当然地处于文化领先和主导地位，而只是使它有较多的机会成为外部先进文化进入广西的通道，

2、如果没有桂林人民自觉自愿的接受和吸收，外部先进文化就不能在桂林生根开花，从而也就不能在桂林形成领先于广西其他地区的优势文化，文化主导地位也就无从谈起。研究桂学，主要就是研究桂林传统文化，研究桂林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原因、特色。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桂林人民是如何吸收和利用科举文化的，科举文化对桂林传统文化有哪些实际的促进作用。一、桂林的科举成就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的官僚后备人才选拔制度。在封建社会，对官僚后备人才的选拔是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官僚的选拔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荐举制，其次是九品中正制，最后是科举制。在汉代主要

3、实行荐举制，其选拔的科目主要有两个，一是举孝廉，始于汉武帝；二是举贤良方正，始于汉文帝。东汉末年曹操提倡“唯才是举”，不计门第，其子曹丕称帝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士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政府按等选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正”都由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以家世为重，九品中正制遂成为世族豪门操纵政权的工具。隋文帝建立隋朝后废除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创行科举制，以科目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当时开设的科目只有明字、明法、明算数科，考试方法也比较简单。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创设进士科，并严

4、格了考试方法。唐朝以后，科举制度得到继承和完善，成为朝廷选拔人才最主要制度，并形成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程序，考试的内容也逐渐固定。唐代在进士科外还设有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明字、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目，多达五十九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常设，也最为重要，士子多报考此二科。宋代科目减少。明清时期则只设进士一科，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答卷格式限于八股文。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被废除。相对于荐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可以说在形式上实现了唯才是举，因为科举考试不计门第，不

5、计出身，只要考试成绩好就行，而且考试实行闭卷，考试次数多达三次且最后由皇帝面试，从程序上保证了最后的胜出者是真正的人才。科举考试使广大出身低微的读书人有了晋身仕途的机会，受到了广大读书人的拥护。即使在号称“南蛮之地”的广西，也有许多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博得功名，走上仕途。当隋文帝创行科举制度之时，广西还是南朝的辖区。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全国统一后科举制才推广到南方。不过广西实际享受科举之惠是在唐朝。广西有史记载的科举第一人是藤县镡津人李尧臣，于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中第进士，累官至交州刺史，赐其里门曰“登俊”。桂林有史记载的科

6、举第一人是临桂县的曹唐，此人原为道士，有诗名，于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成为“举进士”（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举人），但会试没有中第，所以没有得到实际官职，而只是7“累为诸府从事”。第一个考中进士的桂林人是阳朔县的曹邺，于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中第，累官至洋州刺史。四十五年后，即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临桂县的赵观文成为桂林也是广西第一个状元。在唐代290年间，朝廷共从全国各地选拔出6568名进士，广西有记载的中第进士只有7人，其中桂林有2人，占广西进士数的28.57%，并且出了广西第一个状元。虽然广西和桂林考中进士的人

7、不多，但参加京城会试的“举进士”并不少，以至于朝廷为了节约经费而在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对桂林府及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乡贡做出人数限制，进士科不得过七人，明经科不得过十人。由此可见，虽然岭南地区在文化上落后于岭北地区，但科举制也已深入人心，激起了岭南向学之风。而桂林作为广西最接近岭北地区的重镇，文风尤盛，到唐末时已隐隐然有领导广西文风之气象。宋代，桂林考中进士者大为增多，共有147人，占广西进士数的一半多。元初科举废止，至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复行，后时废时兴，整个广西只有7人考中进士，桂林占3人。明代科举复盛，桂林考中

8、进士114人，接近广西进士数的一半。清代，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至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间桂林就考中进士97人，超过广西进士数的三分之二（见表一）！而此后至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