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马克思与诺思的经济史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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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马克思与诺思的经济史观论文.freelics)，而在真实世界里，虚无缥缈；孩子的出生就无法体现机会成本。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里，重农抑商的确有利于降低统治阶级的统治成本，可绝非是被统治者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许先生提出的“社会起义”中应该包括被统治者由于其理性选择遭受压抑后的“理性选择”因素。六．综观中国二千多年的古代社会，君权专制与市场兴起的博弈从未停止过。政治与经济的二律背反，是古代中国的主旋律；政治权利与商业资本的抗衡从来没有平息过。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与低效率的经济机制是古代中国的常态。政治上的

2、专制，经济上的强制，文化上统制，三位一体，造就了古代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系统”的制度环境；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制度特色了。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大前提下，私有产权制度无从谈起。这也应是“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亟待作分析”的原因。诺思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出现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但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由多个利益集团和各种势力反复博弈的结果。任何的强权政治或超经济剥削的存在都无助于形成市场机制，更无助于形成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世

3、纪的西欧有“红与黑”的争斗，即有教皇僧侣、皇亲国戚、贵族领主和市民行会等多种势力。正是这些利益集团基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经过长期的不断较量，反复博弈，才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制衡机制。正是这种制衡机制的强力作用，才为市场经济的形成创造了初始条件。而商业发展是繁荣市场的原动力；因为市场经济的兴起必须要有无数的产权明晰的主体参与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说，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在西欧的封建社会社会末期，即在十五世纪末，商人资本积累有了发展，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接着英国、法国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自然法’哲学。

4、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路，认为人们有自利、竞争、自由获取财富的本性，人们也是生而平等的，这些权利都是自然的，不能剥夺的，人们保有这些权利是最合乎理性的，而国家的组织则是社会成员同意以契约形式建立的”。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最合乎理性的权利”和“社会成员同意的契约国家”。在十六、十七世纪，随着西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已经造就了工商业者与封建领主，商业资本与农业资本相抗衡的力量；商品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最终摧毁了自然经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的合力作用引致了西欧的兴起。发达的奴隶社会—黑暗的中世纪—

5、繁荣的市场经济，乃是西欧的历史发展轨迹，政治上的分权抗衡，相互制约是其制度环境。而在古代中国，“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历代不乏“自绝于民，结怨于民”的亡国之君。然而，虽有改朝换代，但“真命天子”的霸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政权与治权可以分离，但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庭抗礼。“国家的暴力潜能”被“超经济的强制”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整个社会，几乎只有君权势力与农民阶层两极，地主、商人阶层为中间势力或弱势群体，只是一张皮，墙头草。所谓的精英分子，要么“学而优则仕”，即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还是为

6、皇上打工；一旦被贬遭黜，则就成了“丧家的走狗”；要么“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南山下”，“回家种红薯”。除了“皇恩浩荡”，根本没有什么“理性的权利”亦或“契约的国家”。兴起市场经济的均衡机制无法形成，既无推动市场发展的自生变量，也无打破制度均衡的外生变量。一种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经济效率极其低下的特色社会由此而起。对于长期处于“超稳定系统”的古代中国，诺思的“国家悖论”有一定的解释力；以此来破解“李约瑟之迷”，未知可否？七．“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受利益的刺激去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西欧兴起的原

7、始动力是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新开垦地区与老区不同的人口密度和天赋资源，导致不同的生产类型，这就使相互产品交换具有盈利，于是刺激了市场兴起”。中国的人口压力堪称世界之最，人地矛盾较之西欧远为突出。司马迁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可见，求利致富之心，应该不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是天下一心，而同存此理的。何以在古代中国就无法兴起市场经济社会？对此，诺思理论似乎解释力不够。此外，诺思

8、强调西欧兴起的根源在于人口的压力与地理环境的差异等自生变量，而对于马克思的地理大发现、资本原始积累、殖民开拓等外生变量（或许这是更深层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以及“血与火的历史”，避而不谈；而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西欧的兴起，视为“上帝的自然安排”，天经地义。因此之故，马克思的学说只能永远成为欧洲社会的“幽灵”，而诺思的“经济人理性选择史观”就足以使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