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马克思与诺思的经济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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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马克思与诺思的经济史观关键词：制度环境制度均衡制度特色近日来，忙里偷闲，争分夺秒，读完了许平中先生的几篇文章及其惠赠的著作《中西历史反差探源》，还有林岗等诸位合写的《诺思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略有感想，简述如下：一．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解释世界，就是为了征服世界”。理论解释不了世界，当然也就征服不了世界。成不了科学的理论，便会成为玄学。理论的价值何在，要视其对于问题解释力，哪一种理论的解释力强，就相距真理近些；就像上市场购物，谁的购买力强，谁就是上帝。仅此而言，我是个“唯‘力’论者”。无论是诺思，亦或马克思，都是人，而不是神；只要

2、是人，他就不可能是万能的；仅此而言，我是个“唯‘人’论者”；因为我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解读，马克思和诺思都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唯物史观”与“选择史观”（许先生语）。这是目前对探索中国社会发展比较有意义，也比较流行的两种史观。先让我们结合中国的国情勾勒一下这两种史观。三．“唯物史观”认为，自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就进入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落脚点就在于阶级斗争。曾记得一位伟人说过：“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话：‘造**有理’”。占有生产资料者为剥削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者为

3、被剥削阶级。刘邦、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就从被剥削者成了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刘阿斗、陈后主等被推翻的皇亲国戚则被逐出了剥削阶级。不知流亡贵族丧失了生产资料之后应归属哪个阶级。“龙生龙，凤生凤”的“阶级烙印论”在此似乎讲不通，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何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的范式中，实在展现不出来。纵观中国历史，各类矛盾、斗争固然不少，但是所谓在没有外生变量的条件下有时代进步，于史无证。即便有，也是“五胡乱华”，或元、清两代的改朝换代；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无关。“社会起义”也好

4、，“农民起义”也罢；无非是“彼可取而代之”；也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无关。四．许先生依据诺斯的“选择史观”提出：“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是市场兴起的最重要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而西欧就正好具有这样的条件。于是商品市场逐渐发展起来”。相对而言，“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应当是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小或（和）陆路运费高，因而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人口增长引起市场兴起的关键条件在于产品交换能够盈利。市场盈利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到：“夫山西绕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

5、、锡、连（铅之未炼者）、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被多马、牛、羊、旃裘、筋革；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征者，求也），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儿没有“奇珍异宝”或“奇技淫巧”的奢侈消费品，而是位于帝国中心地区“山西”、“山东”、“江南”等的普通产品，并且是“皆中国人民所喜好”的“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

6、死之具也”。如此的商品差异，中世纪的西欧一定望尘莫及。至于运输费用，只要“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俗称：“亏本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关键在于成本与收益。司马迁是个“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人，顾亭林曾曰：“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26）可见，诺思的“产品差异”和“运输费用”，对司马迁的描述解释力不够。所以，他在《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之中译本序中说：“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knoics)，而在真实世界里，虚无缥缈；孩子的出生就无法体现机会成

7、本。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里，重农抑商的确有利于降低统治阶级的统治成本，可绝非是被统治者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许先生提出的“社会起义”中应该包括被统治者由于其理性选择遭受压抑后的“理性选择”因素。六．综观中国二千多年的古代社会，君权专制与市场兴起的博弈从未停止过。政治与经济的二律背反，是古代中国的主旋律；政治权利与商业资本的抗衡从来没有平息过。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与低效率的经济机制是古代中国的常态。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强制，文化上统制，三位一体，造就了古代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系统”的制度环境；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制度特色了。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大前提下，

8、私有产权制度无从谈起。这也应是“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