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告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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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来源：彭爱东的日志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　　《告别革命》一书出

2、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告别革命”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集体性反思革命史观的标志性思想事件。在当时，反对“告别革命”的声音并非没有，但相比之下近乎微弱。1999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了李朝晖的一篇文章《革命之不可轻言告别》，文中写道：“反对那种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呼吁革命不可轻言诚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终挥之不去，根本在于绝对的权力的不良运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澜。那么，呼喊告别革命，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诉求。”.---　　近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然而对革命这

3、个话题的热情一如往昔。先是去岁辛亥百年重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话题，而自去年岁末至今年初，从学界到坊间关于革命的话题热度再起，而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呈洛阳纸贵之势。　　在改革还是革命这道选择题的背后，是如下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变革？中国能否避免革命？　　日前，博源基金会举办了“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座谈会，与会人士围绕上述议题深入探讨，畅所欲言，本刊择其要者而刊之，以飨读者。　　——编者　　荣剑：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

4、题.---　　2012年，革命已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革命已成为中国各个阶层的一个普遍关切。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意味着什么？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革命并不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而是发生在社会较好的时期，或改革已经深入进行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期，社会内在的矛盾才被激发出来，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改变现状的意识，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如果改革不能进一步满足人们的要求，革命就会成为现实的选项。　　但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是在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

5、会爆发。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较好的时期还是最坏的时期？或者说处在一个特殊的无法进行历史比较的时期？如何判断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思考。　　一.---　　从20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不得不再次面对革命，这个话语转向表达出知识界一个怎样的思考线索，或者说社会的变化是如何被把握在思想之中的?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思想是被把握着的时代。中国近20年的思想变迁，涉及多种主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重大问题。20年前，李泽厚、刘再复明确提出告别革命，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阶层的一个普遍共识，彻底告别以革命的、激进的、暴力的方式来进

6、行社会变革，代之以改革的、改良的、渐进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应该说这个共识在现阶段还没有过时。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反革命者，因为我们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破坏性后果和影响，不仅对于中国当下社会，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是难以估量的。　　上世纪90年代，对革命的反思、对革命史观的批判、对革命谱系的清算，文章可谓做到家了，锋芒所指，包括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所有革命类型。与革命相关的一些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同时遭致批判。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恰好在那个时候被引进到中国，成了一面观察中国社会

7、变迁的现成镜子。中国知识人从中看到的，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局限性，实际上更多地是看到中国革命与专制轮回的历史和现实，由此得到的深刻体会是改革比革命更重要，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更重要，伯克比卢梭更重要。.---　　我认为，正是知识界的上述理论反思和传播从思想上配合了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权力、资本和话语这三大力量共同意识到和平渐进的改革对中国的重要性。邓小平倡导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发展就是硬道理，实际上是搁置了一切理论争议，用实用主义路线完全排除了激进主义的生存空间，革命话语基本终

8、结，全民共同迎来消费主义浪潮，尽享物欲解放的快感。在社会的普遍改进状态下，哪里还会有对革命的焦虑。　　事实上，直到2011年，学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主基调依旧是对革命史观的批判，不仅涉及对孙中山革命派的反思和检讨，而且对晚清宪政改革多有同情的理解。李泽厚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如果慈禧多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