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识字书与书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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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的识字书与书法　　我国最早的字书，就是供学童习诵的识字书。班固撰《汉书》，据刘歆《七略》列《艺文志》，是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其中“小学”(今天称为古文字学)类的书，基本上是这些识字书。《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类别图书，识字书归属“经”部，为学者所重视。　　古人为什么重视识字书?大概因为文字有特别神秘的力量，传说仓颉造出文字，神灵似乎感到害怕，“天雨粟，夜鬼哭”(《淮南子·本经篇》)。东汉许慎明确提出文字有跨时空的大作用，他说，“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只有依靠文字才能实现，而且是“王政之始，经艺之本”。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以至形成“敬惜字纸”的传统。古人还说，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

2、当然也有乌纱帽。这一切，不管是关乎文化、王政，还是系于仕途经济、荣华富贵，都要从识字写字开始，识字书是本中之本，是开启“百宝箱”的第一把钥匙，所以古人看重它。　　最早的识字书，叫《史籀篇》，王国维称它是“字书之祖”。《汉书·艺文志》记载，它是西周晚期宣王的太史撰写的，有十五篇，所谓“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王国维考证后的意见是：《史籀篇》的章句是秦国人编订的，那时没有印刷术，书写成了，要传播，须手抄，秦国地处西周故地，他们抄书的字体，依然是西周的大篆体。《史籀篇》早已亡佚，其文字形态在《说文解字》中保存了一些，它的本相，恐怕与秦国的《石鼓文》书法更接近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文字上也要统一，

3、于是从编识字书做起，由三位书法水平很高的大官僚分头编书，李斯作《仓颉篇》七章，赵高作《爰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这些书也已亡佚，但在本世纪发现的汉简中还能看到一些遗文，如《居延汉简》中的“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阜阳汉简》中的“街巷垣墙，开闭门闾”。行文夹叙夹议，排比罗列，把偏旁相同或字义相近的字连并在一起，四言一句，文句谐韵，宜于记诵。这种编写方法，估计是承袭《史籀篇》的套路。但抄写的书体却更新了，一律采用省改《史籀》大篆而成的小篆。　　普及小篆，是秦朝的重要文化政策。从秦朝以至西汉初年的书法遗迹看出，当时的确切实认真地推广了小篆。用小篆写

4、出的识字书，是秦政府推行小篆的主要途径。后人记叙秦朝书法历史，都注意到立于东土山巅之上的几块刻石书迹，却忘记了李斯等人编写的识字书才能走入千家万户，对于普及小篆书体的实际作用，要远远大于那些人们很少见到的纪功刻石的书迹。　　在西汉立国后的70年间，秦朝的识字书还在继续使用，稍有改变的是，乡里书师合并《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统称《仓颉篇》(《汉书·艺文志》)。小篆在西汉前期也很流行，石刻、青铜器、印章、信幡，以及钱币上的文字，为了显示庄重，都用小篆体。汉人沿用和取法秦小篆，直接的途径，可靠的依据，大概就是秦朝识字书中保存的小篆书法。　　在西汉前期，日常的手写

5、体是古隶，所以这时也有了古隶书体的《仓颉篇》，我们可以在1977年发掘的《阜阳汉简》中看到，笔画横平竖直，有平出的波拂，大概是写字书必须规范的缘故，形体写得很整饬，还保存着许多篆书的结构。　　到了开疆扩土的汉武帝时期，汉朝政府开始大事文化建设，“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搜求遗书旧籍的同时，“口吃而善著书”的文学侍臣司马相如编写出字无重复的识字课本《凡将篇》，这是汉朝人编的第一本字书。元帝、成帝两朝，又有黄门令史游、将作大匠李长先后编写出《急就篇》、《元尚篇》。此后不久，平帝“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人，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

6、《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十章，无复字”(《汉书·艺文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4)，又有郎中贾鲂作《滂喜篇》。后来，晋人将汉朝书师合并秦朝三书的《仓颉》、扬雄的《训纂》、贾鲂的《滂喜》合称《三仓》，是后世学者研究古文字的重要文献。　　汉朝的识字书，未曾定尊于一本，但文风都受到辞赋的影响，司马相如、扬雄本人就是汉朝著名的辞赋家，所以编写的课文，句式不再是一律四言一句，如《凡将篇》有七言句：“淮南宋蔡舞嗙喻”(《说文解字》“嗙”字注释引文)，“黄润纤美宜制裈”(《文选》左太冲《蜀都赋》刘渊林注引)，而《急就篇》则三言、四言、七言句式

7、都有，诵读起来，颇有抑扬顿挫的节奏感。　　汉朝的识字书，只有《急就篇》与书法的关系至为密切，又恰恰是这一篇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据说，史游当初编订《急就篇》，是用草书体书写的。南朝宋王愔《文字志》解释草书流行的原因时说：“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解散隶书，粗书之”，是草书的早期特征，后世称作章草。唐朝张怀瓘就是据王愔的记载来确认史游是“章草之祖”的(《书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