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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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责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然而，我国司法工作目前所承受的压力已越来越大，尽管新闻媒体、影视作品、社会舆论不断地将司法系统内的负面“新闻”充分曝光，但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期望性并没有减弱，仍然强烈地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将罪有应得者绳之以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所出现的“刑事责任”一词，主要集中在“追究”与“承担”两方面，这体现了国家对于犯罪的控制和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但不可回避的是，多数司法工作人员简单地将刑事责任等同于刑罚，或希望通过对于刑罚的精细化计算来体现所谓“罪责相适应”，这已直接影响到对构成

2、犯罪的判断。另外，刑罚适用权的过度垄断亦直接导致了部分犯罪恶性发展，社会民众法治意识的内容纯粹地将刑罚与犯罪人联系在一起，并赋予了报应和评判内涵。于是，以上种种状况使得与犯罪相伴而生的“刑事责任”反而不受到重视，遭到质疑和漠视。　一、“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的现实状况　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当代科学技术变革，在全面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还形成了一股无法抗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融入其中，在分享收益的同时亦承担由此带来的“痛楚”。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的那样，“全球化并非始终是

3、一种人类美好的憧憬，犯罪的全球化就是打破这种憧憬的梦魇。”[3]就我国目前犯罪发展来看，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较，改革开放后刑事犯罪最主要、具有规律性的重大变化有两条：一是刑事犯罪数量增多，种类增多。1983年严打时，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立案是61万起，2001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445万起，是20年前发案总量的7倍。1979年刑法规定的犯罪罪名不到200种，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达到440多种。二是刑事犯罪的区域和领域扩大了，手段升级了，侦破难度加大了。流窜犯罪、跨境跨国犯罪、智能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4、等以前比较少见的犯罪，现在已是司空见惯。与1997年相比，2001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数上升25.8%，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数上升60.4%，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数上升了63.8%，批捕率从85.9%上升到89.9%，起诉率从82.2%上升到97.6%。[4]　不难理解，犯罪作为客观的社会存在，被伦理道德和刑法规范加以界定，而刑罚作为直接作用于犯罪的法律制裁，与犯罪被视为“孪生兄弟”。刑罚体现着人类朴素的报复的感情色彩和“报应”观念，毕竟面对活生生的犯罪行为以及这一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尤

5、其重要的是依据人类朴素的报应观念加以及时的制裁，国家因此必然通过相应的暴力措施来加以应对。与此相反，犯罪行为人则往往基于自身利益而特别关注刑罚的轻重，因此往往将刑罚背后的责任归结置之度外。从刑法社会效应的角度上，刑事裁判注重的是社会公众对于裁判的合法性评价，希望将刑罚裁量的轻重与具体的罪行、手段、方法、危害结果加以比较，从而维护刑法在社会认识中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所以，在我国民众观念中，刑事责任被等同于刑罚，而法律是否能够真正公正地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取决于施以刑罚轻重的社会评价。基于以上认知，我国

6、司法实践出现了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注重对刑罚的计算精细化。刑罚的轻重直接成为实现法律尊严和体现法治“公平正义”目标的标尺，但这又带来疑问：这种被计算精细化的刑罚是否真的意味着公正？是对犯罪者的公正，还是对被犯罪所侵害、利益受损者的公正？第二种“现象”是社会民众应有的法治意识陷入了报应的“轮回”之中，尤其是为了个人的报应观念而不惜违反法律，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公法”与“私利”在这里被混为一谈，这对于法律的实施危害更大。同时，对我国社会民众来说，遵守刑事法律的动力也往往建立在这一

7、“福孽报应”观念之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甚至成为约束多数民众行为的最重要因素。这种观念也成为对一切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一种很好的解脱之法，以此佐证“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反正冥冥中的报应终归会替人们实现公平的。这样一来，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就更低了。[5]　从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分析，刑罚处罚并不等同于刑事责任，刑罚仅仅是刑事责任的具体体现或者主要的承担方法，是解决刑事责任众多的途径之一。同时，作为一种法律后果，刑罚并不绝对地作用于所有的犯罪，司法实践中没有最终形成刑罚的处罚，并不意味着刑事

8、责任的绝对否定。刑事责任是行为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刑法性表达，是国家刑罚权具体实施的前提条件，但其本身并不包含如何解决的内容；刑罚处罚则是刑事法律关系的最终解决方法，是完成刑事司法基本任务的具体手段，通常包括更深层次的政策目的。刑事责任既着眼于针对已经过去的行为的制裁，又充分顾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性，因而更多地强调责任的主观因素。[6]遗憾的是，真正连接犯罪危害、犯罪者惩治、犯罪预防、刑罚制度、刑罚功能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却成为了表面的表述文字。　二、国家过度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