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大赦制度的现实基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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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建大赦制度的现实基础论文.freelnesty表述的。“大赦”是一个跨越东西方、横亘古今的普世概念及政治统治术。“大赦”作为一个极具历史深度和地域广度的概念及政治统治术，具有多元的理解，也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制。在当代，就各国政治理念及国内法上的“大，赦”概念，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宽免理念，在形制上则是由国家元首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法律、政令等形式在特定时期，对全部或大部分或一部分特定的犯罪人或不特定的犯罪人，对已判定之罪或正在追诉之罪予以免罪和免于刑罚或免于追诉尚未定狱之罪的政令、法律、政策或措施。在中国古代，“大赦”是一套结构复杂的“赦免”概念和形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这个概念和

2、体系的，还有赦、常赦、曲赦、肆赦、特赦、恩赦、郊赦、别赦、赦徒等赦免形式。其中有些与“大赦”的概念和体系有重叠或交叉，或只是不同的称谓；而其中大部分都与“大赦”有些差别，甚至有较大的差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同属“赦免”范畴，却与“赦”或“大赦”明显不同的概念与形制，如“减等”或称“赦降”（即类似于当代的在押人犯的减刑）、复籍（即对被剥夺的皇族恢复其属籍）、赎罪（即以财物或劳役赎刑）。在近现代的中国，除晚清沿袭以往朝代的“赦免”概念与形制之外，在“中华民国”期间，通过的历次宪法、宪法草案一般都规定实行“大赦”，此外还有“特赦”、“免刑”、“减刑”、复权等，后四种同“大赦”一样，即同属于“赦

3、免”的范畴与形制，只是在“赦免”的范围和程度上区别于“大赦”。在古代西方，“赦免”的概念与形制也是古已有之，其形制大体上也分为“大赦”、“特赦”以及其他形式的“宽恕”。这种概念与形制同样被近现代西方国家所沿袭。许多国家的宪法或专门法律都有关于“大赦”或“特赦”的规定。中国的近邻日本、韩国融合中西方的赦免概念的形制，都在各自的国度实行各种形制的“赦免”制度。在东西方现代的刑法中，一般都有关于假释、缓刑、减刑等减免刑罚的规定。从广义上来说，这些都属于“赦免”的概念与形制的范畴，但就其实施范围及社会影响力来说，都远远不及“大赦”、“特赦”之类的“赦免”来得广泛和深远。除此之外，在宪法和国际法上

4、都有一种被称为“豁免”的概念与制度。“豁免”是基于担任某些公职的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员，为了保障其正常地履行职务，其某些行为例如国会议员或人民代表在议会或代表机构的发言，即使是错误的，也不受司法上的追究，即从刑法上的罪与罚中彻底排除。而一国派驻外国的外交或使团人员，因其具有代表国家行使职务的特殊身份，即使被认为是从事了与其身份不相宜的行为，根据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公认法理，不受驻在国的司法追究，对其所能采取的最严厉的处分措施，也只能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员，令其在一定的时期内离境。而“赦免”则是指对司法上或定罚或刑罚的免除或宽恕。二、“大赦”在其他国家的适用和建制“大赦”具有缓和社会矛盾，促成社

5、会、民族、文化集团之间和解的价值与功能。近些年来，许多国家为了达致各种不同的目的，越来越频繁地施行各种名目的“大赦”。著名的例子有如下一些。十多年来，俄罗斯曾两次实行“大赦”：1994年2月23日，俄罗斯联邦议会下院（国家杜马）以252票赞成，67票反对，28票弃权，通过了由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倡议的《因俄罗斯联邦宪法通过而实行大赦的决定》，宣布对被指控参与和组织1991年的“8．19事件”、1993年的“5．1事件”和“十月事件”的在押犯实行“大赦”。其中包括因“8．19事件”受审的原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现为国家杜马代表）、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

6、部长亚佐夫等；因“十月事件”而被捕入狱的俄前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安全部长巴兰尼科夫、内务部长杜纳耶夫，以及反对派组织领导人康斯坦丁诺夫、马卡绍夫和安皮洛夫等。“大赦”决定公布后立刻在俄罗斯国内掀起轩然大波。⑴2003年5月，就在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再次发生自杀爆炸后的第二天，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15日向俄下议院（杜马）提交一份议案，请求对车臣地区的叛匪进行“大赦”，以使这个饱受战乱的地区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上述两次“赦免”，在严格的定义上，应当被视为“特赦”，但在俄罗斯的权力部门和新闻媒体上都称之为“大赦”。这种非严谨科学规范的做法，或许内涵着彰显“大赦”作为调节社会矛盾，促

7、进民族和解的价值与功能。除了上面两次名为“大赦”，实为“特赦”之外，进入21世纪以后，在俄罗斯还有两次名为“大赦？’而实质上是重大的政策调整活动。一次是2005年3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24名俄罗斯最富有的商人，承诺他将支持一项提议，把私有化交易的诉讼时效从10年缩短至3年。这实际上将禁止对上世纪90年代国有资产出售提出的进一步挑战，以保护所谓的寡头。这些寡头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许多俄罗斯最赚钱的企业。这项承诺实际上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