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苏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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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2004上海扶贫大会经验交流会制度转型、投资环境改善与减少贫困：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发展经验1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苑鹏英国沃里克大学经济系孙伯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经系张敏1本文在写作中，世界银行专家张春霖博士、王燕博士、李胜女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张陆彪教授、以及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张纪新、陈剑光同志等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与意见。在调查期间，得到了无锡市委政研室王安岭、无锡市农村工作办公室张寿正、苏州市政协徐伟荣、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顾杰、苏州乡镇企业局徐卫康、苏州高新区管委会薛国清、以及温州市委政研室马津龙、刘爱芬、郑达炯、戴洁天、潘中强，人民日报驻温州记者站潘凡平、温州市委党校任晓、温州工商联合会赵文冕、温州市供销合作社林淑玲、王克瀛等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2003年12月31日1.目录1.目录12.摘要23.引言44.苏南、温州模式的发展历程74.1苏南模式74.2温州模式95.苏南、温州模式成功因素分析125.1初始动力125.2制度创新145.3学习与实践165.4外部刺激176.基本经验与主要挑战186.1基本经验186.2主要挑战19 7.附件20附件1专栏21附件2表格228.主要参考文献272、摘要中国实现大规模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制度创新。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减缓贫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出口创汇能力。依靠社区政府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的苏南模式和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分别代表了中国农村地区通过实现工业化而摆脱贫困的两大基本类型。苏南地处长江三角洲富庶地区，是中国近代工业基地，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乡村政府在解决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激励下，凭借自身强大的行政动员和组织资源能力，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产业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中国农村率先大力发展集体工业，为比邻的上海等大城市工业生产配套加工产品，并获得了成功。在以后的30余年里，根据变化了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形势，苏南地区基层政府不断、适时地调整发展战略，通过开发海外市场、加大开放力度，对传统乡村集体企业全面实施民营化的产权改革，引入“亲商”理念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发展外向型经济等一系列措施，保持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了农民的脱贫致富。目前，苏南地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投资新的聚集地，外地农民工就业新的集中地。苏南正全力建设全球性的制造业加工基地，并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下，全面启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从制度安排的本原上消除贫困而努力。与苏南地区自然、经济条件截然不同，位于中国浙江南部沿海偏僻山区的温州，自然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改革前是中国出了名的穷地方。改革开放后，获得了经营自主权的温州人秉承祖先冒险进取的海商精神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历史传统，通过扑捉经商机遇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业生产，逐步形成专业化的各类小商品生产基地和专业市场。短短几年，温州地区就全面摆脱了贫困；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温州家庭企业经历了发 展合伙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演进历程，围绕主导产业形成有效分工下的产业簇群，并通过发展同业协会推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初步形成鞋业、打火机、锁具、小电器、印刷等一批国家级轻工产品特色产业基地，一跃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进入21世纪，温州人开始了建造“国际轻工城”的征程。苏南、温州模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新精神、新实践，并通过不断的企业制度创新、市场中介组织创新、以及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制度创新等，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步伐，在较大程度上消除了因城乡割据体制、农民不能流动、没有从事非农产业的自主权等制度安排问题而导致的贫困。为实现中国GDP的持续增长、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解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广大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农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苏南、温州的经验向世人表明，发扬敢为人先、自力更生的创新精神，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抢抓机遇，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实现脱贫致富的根本；政府从本地实际出发、积极引导、创造一个尊重大众首创精神、保护大众基本权利、鼓励大众创新的制度环境是实现脱贫致富的基本保障；而建立起一个学习与实践的良性循环机制、在社会中及时推广典型样板经验是实现脱贫致富的便捷途径。3、引言中国改革的一大奇迹是乡镇企业2的异军突起。勇敢智慧的中国农民3冲破传统体制的重重阻力与束缚，通过制度创新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将大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转移出来，实现非农就业，增加收入。中国农民不仅创出了一条实现自我脱贫致富的光明之路，开辟出一条新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之路，而且极大冲击了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为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实现制度上的根本性脱贫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中国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其中最引人注目、对全国各地影响力最大、示范效应最强的，莫过于发展集体工业企业带动农民致富的“苏南模式”和大力发展个体商贸经济带动家庭工业发展、实现脱贫致富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中的苏南，是指江苏省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4三个地区， 总面积1.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400万人，是中国人口最高密度地区之一。苏南地区历史悠久，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区位条件优越，地处中国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平原中部，著名的太湖之滨，东连中国制造业中心上海，西靠省会古都南京，水陆空网纵横、交通四通八达，物产丰富，被誉为“人间天堂”。然而，新中国建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在城乡体制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下，苏南地区长期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因人口的急剧增长和耕地的逐步减少而更加突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1957年的79.5%，上升到1978年的82.8%5。以苏州市为例，1949——1978年之间，全市农业人口增加了60%，农村劳动力翻了近一番，而耕地面积却下降了近9%，农民人均耕地减少了近50%6，导致农民收入增长极为缓慢。1978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7204元，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农民年均增长不足6元8。苏南地区这个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也陷入了为生存而挣扎的境地之中。7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在强烈的致富欲望的驱动下，苏南地区自上而下由基层政府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发展机遇，依靠自身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利用集体农业微薄剩余所形成的原始资本积累，带领广大农民发展乡镇工业。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产业、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为上海配套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加工基地，转移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建立社区内部“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分配机制，带动农业的发展，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之路。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苏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差不多以每年百元以上的幅度增长，并率先成为中国最早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地区之一。1992年全国首批农2按照《乡镇企业法》（1997）第2条规定，“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因此，乡镇集体企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3在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概念，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户籍概念，具体是指那些户籍在农村的居民。4但是人们在研究苏南模式时，主要是研究经济发达的无锡、苏州两地。5周海乐主编《苏锡常发展报告》，第39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6周海乐主编《苏锡常发展报告》，第36-3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7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民个人当年从各个来源（如工资、家庭经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获得的总收 入减去当年生产经营费用、税费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及赠送农村外部亲友支出后的纯收入。8周海乐主编《苏锡常发展报告》，第15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中，苏南12个县（市）中有10家中榜。其中锡山市名列榜首9。90年代中期中国确立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苏南对传统的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革，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独立市场经济主体。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依托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辐射，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大规模吸引外资，全力建设全球化的制造业加工基地，不仅全面解决了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民收入继续稳步提高，同时开始成为继珠江三角洲后的吸引外地农村劳动力的一个新集聚地。进入21世纪，苏南地区开始成为跨国公司的聚集地。外向型经济发展带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与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接轨，通过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制度安排上消除贫困。2002年，苏州无锡人均GDP均超过了3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4倍。目前，苏南人正筹划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建立苏锡常环太湖经济圈，建设一个“现代城市群＋园区式的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的新苏南。与苏南优越的区位资源优势大不相同，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地区的温州地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区位偏僻、交通不便。下辖8个县市、总人口700余万。土地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耕地长期在半亩以下，难于维持基本生计。残酷的资源条件迫使广大温州人另寻出路，向海洋“讨饭”。温州天然的良港资源，优越的海上贸易条件，孕育出温州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生/产，并形成了“功利与仁义并存”、“通商惠工”的温州永嘉文化，以及“敢为人先”的海商冒险精神，它们为温州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经济发展长期陷入停滞状况，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1978年温州农民从集体分得的人均纯收入只有56元，不少农民被迫外出讨饭10。20世纪70年代末的温州农民收入实际低于建国初期的1952年11。然而，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农民在计划经济制度框架内的超前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未停止。1956年，温州永嘉农民曾进行了全中国第一家实行“包产到户”的试验；这之后，到各地做小买卖的“外流人员”、农民私办的“地下工厂”、与之相配套的“黑市交易”、以及民间的“高利贷”屡禁不止。市场经济的火种在温 州这个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重灾区”的地方顽强地生存着12。改革开放后，温州农民长期受到压制的致富冲动终于迸发出来，在中国率先自我发动了一场“以商促工”的市场经济革命。他们以外销产品、内引信息和生产原料的10万农民购销员大军为骨干，以本地小商品专业市场为依托，以个体信用为主体的民间金融为润滑剂，以专业化有效分工的家庭工业为基本经营方式，大力生产低附加值、技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各类小商品，通过“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混合方式，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在业劳动力的剩余时间找到出路，实现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据有关资料显示，1986年温州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从1978年的89%下降到63%，从事购销人员达到14.7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5.5%，农民人均收入1986年达到了508元。这以后，农民收入每年以百元的速度递增，9参见《人民日报》1992年7月7日。10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报告》，第1—7页，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8年。课题打印稿。11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12戴洁天《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第249—250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991年突破千元，九五期间，农民收入以近10%的速度递增，到2001年达到4680元。从90年代后期以来，温州私人储蓄率一路攀升，连续居浙江省各地区前茅，并一跃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温州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00多亿元中，70%以上来自农民，政府投入不足10%13。到2000年，温州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5%，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率为62.9%。在新世纪，温州人正向着打造国际轻工城的目标而奋斗。苏南、温州模式的成功不仅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取得了经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第一，加快了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提供从制度安排本原消除贫困的途径苏南、温州模式为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了市场经济的新观念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并以自己超凡的成就展示了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推进中国各地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尽早从传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最终为彻底扫除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加速中国市场化改革 的进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最终从制度安排的本原上消除贫困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推动中国农民彻底摆脱了对土地和社区集体的人身依附性，获得自我选择的空间。第二，加速推进本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和非农化进程苏南、温州模式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本地经济结构转型和非农化进程。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呈快速下降态势，明显高于全国平均下降速度。特别是温州，从80年代初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90年代初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再到90年代中期以后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直逼苏南的水平。到2000年，苏南、温州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只有5%左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表1）。以集体工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较早地实现了农村的工业化。第二产业比例一直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期平均在60%以上。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苏南第二产业比例出现下降态势，而第三产业比例则稳步上升，产业结构优化初见端倪。依靠家庭工商业发展起来的温州模式，在发展初期，第二产业并不发达、占GDP的平均份额80年代中期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直到进入90年代后，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50%以上，并且与苏南地区接近。同样地，温州第三产业所占比例逐步提升，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第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苏南在90年代中期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本完成向工业和其他产业的转移。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从80年代以前的50%以上，下降到80年代后期的25%，进而下降到90年代中期以来的20%左右（表2）。在温州，8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80%以上，到80年代后期，当地剩余劳动力就基本全部被吸收。但相当多的农民是采取兼业的方式，加之户籍制度的障碍，因此，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统计比例在2000年仍近1/3。此外，2001年，温州籍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达到154万人，占温州籍人口的20.8%；他们以从事商贸活动为13吕金记“渐进转轨中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引自《温州市2002年经济年会论文集》，第36页，2002年打印稿。主，占在外人数的近70%14。当年创造GDP为563亿元，是当年温州地区GDP 的60%以上；其中人均GDP3.66万元，是温州地区人均GDP的3倍以上。此外，苏南温州解决了大量外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目前在温州打工的外地人员超过了200万人，占温州市人口的近1/3。苏南地区外地农民工目前构成了产业工人的重要主体，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本地转制后的企业、新办的各类企业都优先使用廉价的外地农民工。2000年底，苏州市乡镇企业102.7万职工中，外地职工超过20%，而当年新增企业中，外地劳动力比例高达30%15。第四，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非农产业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经过20多年的发展，苏南温州农民收入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增长幅度。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出现了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的态势，但是苏南、温州农民收入仍保持了较高的增幅。特别是温州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较大，从改革初期1980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近15%，90年代后期增长速度加快，甚至超过了苏南。到2001年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近2倍（表3）。与1978年相比，200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6.5倍；而同期苏南、温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则分别增加了28倍和40倍，远远超出全国平均增长水平。其中，在温州，以家庭工业或个体工商业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60%以上；而在苏南，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在企业务工的劳动报酬，尽管这部分的比例90年代后期以来有下降趋势，但是它仍占农民纯收入的一半以上（表4）。以苏州为例，2002年农民纯收入6140元中，来自企业的劳动报酬占71%，占当年新增收入的77%16。此外，人均GDP水平的增幅也大大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水平差距日益拉大。苏州、无锡人均GDP从1978年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和1.8倍，依次提高到2000年的3.8和3.9倍，而温州更是从1978年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上升到2000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表5）。苏南、温州非农产业的迅猛发展还推进了当地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农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恩格尔系数下降、耐用品拥有量明显增加、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住房和医疗条件改善、受教育机会增加，并且改善程度平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参见表6—表9）。 4、苏南、温州模式的发展历程4.1苏南模式4.1.11984年以前：孕育、产生在苏南，乡镇企业前身的社队企业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17时代，并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逐步发展开来。苏南地方政府发展集体企业的初始动力来自缓解因人均土地资源过少而造成的就业压力，改变农业丰产不丰收的局面，解决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苏南农村社队集体企业起步阶段恰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短缺经济时期，为社队工业大发展提供了较大的14参见高顺岳“温州内外部经济之比较”，引自《温州市2002年经济年会论文集》，第47—48页，2002年打印稿。15《江苏乡镇企业年鉴》，第192页。16苏州政府农工部网站，2003。171958年至1984年，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实行的是政府、合作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市场空间。与此同时，为减缓城市就业压力，政府将大批城市职工和初高中学生陆续派遣（返回）农村当农民，为农村意外免费送来了大量的人才、技术和市场信息。20世纪70年代初，中央政府又提出发展社队企业，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战略目标服务。苏南县以下的基层政府抓住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利用集体免费土地和从集体农业中积累的微薄资金，率先领导动员广大农民大力发展社队集体企业。他们廉价购买城市工业的淘汰设备，聘请城市下放到农村或退休的老工人师傅作技术指导、边干边学，并建立起一支专业化的供销员队伍开拓市场，从最初的为上海等周边大城市工业生产低档农用产品，到后来逐步建立起为大城市服务的配套加工基地。4.1.21984-1995年：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快速扩张1984年，是乡镇企业发展历史上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中央政府正式肯定了乡镇企业是广大农民走向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年，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实施，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建立乡（镇）政府，并相应建立起独立的（镇）财政，以往“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各种形式的包干制度，乡镇企业的收入直接影响到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乡镇政府发展乡镇企业的动力。 当时，短缺经济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经济体制仍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苏南乡村政府一方面充分用足国家对乡镇集体企业的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在乡镇集体企业内部广泛推行承包经营制度，通过各种形式的利润分成制，增强对企业经理的激励机制，提高企业效益。80年代末国家实行紧缩银根政策，产品市场出现饱和状态。苏南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改变以往追求数量扩张的发展战略，开始注重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并转向海外市场开发。90年代初，抓住上海开发浦东地区的机遇，苏南进一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推进乡镇企业的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同时推进乡镇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改变乡镇企业分散在各个自然村落的不合理区域布局。1984——1995年，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总体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稳步上升，形成户户有人在乡镇企业务工的状况，在解决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同时，还吸纳了大量的外地农民工。在乡镇企业快251982年，浙江省在中央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将温州作为重点。省工作组进驻温州乐清县柳市电器小商品市场，将当时柳市著名的螺丝、五金、线圈、翻砂、目录、供销、旧货、矿灯等经营大户“八大王”逮捕、判刑。导致当年柳市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54%（参见史晋川等，159页）速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实现了稳步增长，到90年代中期，苏南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中，平均一半以上来自企业的劳动报酬。不仅如此，苏南乡村集体内部通过“以工（业）补（贴）农（业）”、“以工建（设）农”的分配制度，平均每年拿出35%左右的乡镇集体企业利润用于支持农业生产、投资农田水利和农业机械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发展农村科教文卫事业、以及农村小城镇建设等。不仅缩小务工与务农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而且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4.1.31996年至今：重整旗鼓、第二次崛起1996年，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首次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负增长，并且达到了负18%（表10）。随着中国经济由全面短缺走向相对过剩，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苏南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乡镇集体企业原有的制度优势则逐步蜕变为发展羁绊，日益增加的非生产性社会负担使企业不堪重负；内外交困使得乡镇企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997年中央15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加快市场经济主体建设后，苏南全面展开了对传统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大量的中小集体企业主要采取发展职工所有制企业、拍卖、兼并、破产等改革方式，大中型企业则以组建公司制企业为主。 以无锡上市公司为例，18家上市公司中，有13家是从乡镇企业改制而来。到20世纪末，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基本完成。一批民营企业脱颖而出，一些经营不善、负债累累的乡镇集体企业也在改制中破产倒闭。进入21世纪，借国际资本和制造业从珠江三角洲大举向长江三角洲转移之际，苏南通过营造“亲商”的投资环境，开始走上了一条经济国际化的崭新道路。2001年，仅苏州市就实际利用外资30.2亿美元，总量与上海相当。整个苏南正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新热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推动苏南整体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全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减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苏南地区农民收入近些年来仍旧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势头。苏南地区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4990元，农民增收主要来自企业劳动报酬。苏南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在政府的有力推动扶持、监督下，苏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经启动，通过逐步建立起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失业、农村养老保险、发展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从制度上根本避免贫困发生。如苏州计划到2005年，养老保险与城市接轨；2007年，最低生活保障与城市接轨，同时推行城乡统一就业，取消户籍的限制。建立统一的城乡教育卫生体制。目前，苏南又提出了建立苏锡常环太湖经济圈，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建设一个“现代城市群＋园区式的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的新苏南。4.2温州模式与苏南政府发动、大力发展集体工业企业、带动农民致富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同，温州走的是一条农民自我发动、发展个体私营商业及工业企业、实现自我雇用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苏南在发展中更多利用的是地方政府的“先知先觉”、抢抓“历史机遇”的话，温州则是“敢为人先”、在公有制体制下坚定不移地发展私营经济。温州制度变迁的驱动力是一种内生的自发秩序作用的结果，反映出古典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而不是像苏南那样，制度创新更加受到外在宏观体制和政策变化的影响，更多的是反映出集权经济旧体制的强大作用力。4.2.11986年以前：以家庭工业、个体购销户为主体，大力发展小商品生产新中国建立后，为了谋生，温州人的家庭工商业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这些活动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被视为资本主义而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击。80年代初期，当农村普遍实施家庭承包经营制，温州人终于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选择权，各种家庭工商业活动得以从“地下”转到“地上”；一时间，个体购销贩大军带 动下的家庭工业在温州遍地开花。他们依靠出卖家庭手工业劳动的微薄积累和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传统手工技术，以家庭场院为场所，生产技术工艺简单、市场短缺的民用小商品，如纽扣、徽章、小五金件等。并通过自我在当地建立小商品专业市场和遍布全国各地的个体供销员组织产品销售、原料购买并及时掌握市场动态，时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扩大温州产品的市场影响力。温州政府及时于1980年颁发关于个体工商户的文件，首肯个体工商户的积极作用。在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温州农民将农业领域承包扩展到非农业的“超前”创新受到了社会各种责难，甚至出现了将率先致富的经营大户“八大王”逮捕、判刑的事件25，导致人心惶惶，大多数农民在等待、观望。为打消农民的疑虑，温州政府积极与省政府斡旋，于同年为“八大王”平反，不仅如此，同年底温州市委又召开上千人大会，大张旗鼓奖励个体户，稳定民心，为推进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并由此引发了温州农村一场全民参与的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的运动。由于温州家庭工业生产的产品简单易学、因此往往是一家带头，通过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十里八村仿效，很快自发形成一村一品、乃至一乡一品的生产格局，并逐步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发展出一个产业集群，形成一条龙的专业化生产。而农民自发在家庭工业集中地建设自产自销的各类商品专业市场又进一步推动了家庭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中后期，温州已形成了成交额平均上亿元的全国著名十大小商品专业市场，和传统轻工业的生产基地。当时国内其他地区仍然是强调发展公有制、排挤私有制，温州的家庭工业及其个体供销大军为了在地区以外开展业务时取得的合法化地位，还发明了“挂户经营”。即借用所在社队集体企业的名称和银行账号，以社队企业名义开展经营业务，而社队企业则按照业务额0.5—1%的比例收取管理费。“挂户经营”的制度创新不仅使个体私人企业获得了“准法人”身份，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增加了集体收入，实现了双赢。据温州的匡算，1986年全市通过挂户经营提留的集体积累和管理费达到了2000万元26，温州市政府对此及时进行了肯定，于1987年制定了《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为其提供政策依据，并规范挂靠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到1986年，温州经济发展初见成效，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分别比1978年翻了两番，农民人均收入翻了3番，达到508元；其中三分之一的农户户均收 入达到了4000元27。农村工业收入比重从27%上升到53%，增长了近一倍。其中仅著名的十大专业市场上缴国家税金就占本地县财政的60%——70%28。4.2.2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发展股份合作制、建立同业商会、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实力8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竞争加剧，温州陷入恶性竞争之中，“挂户经营”出现全面危机29，温州家庭企业进入了提升生产规模、技术水平、实现产品升级26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报告》，第8—11页，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8年。课题打印稿。27林白主编《温州对话录》，第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28郑红亮“温州城乡经济运行特点及其体制背景”，吴象“论发展中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潘善庚《温州试验区》，第50—51页，第25页，展望出版社，1988年。29在“挂户经营”形式下，一些经营者贪图小利，制造假冒伪劣产品，随意损坏被挂靠集体的名誉，而他个人仅需再换一家挂靠单位；一些被挂靠的集体只贪图增收，对挂靠户缺乏必要管理、监督与规范。“挂户经营”一时间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有着良好经营业绩的企业逐步退出“挂户经营”，以正其名。随着矛盾的不断尖锐化，政府也介入进来，开始清理“挂户经营”的集体和企业。换代的新阶段。在企业新的扩张发展中，一些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家庭企业依靠自身积累逐步走上了独资企业的发展道路；而大量的家庭企业则选择了以亲缘、血缘为纽带的合伙企业，此外，还自发产生了一批股东与职工相分离、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份制企业（类似于有限责任公司）。为保证这些新生企业在当时歧视私有制企业的制度环境下得到健康发展，温州市政府利用本地是中国乡镇企业制度改革试验区的优势，于1987年颁发了中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地方法规性文件，将出现的各类股份企业和合伙企业取名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明确它们为公有制企业，有效保证了企业的合法经营地位。1988—1990年温州市政府又连续发了三个文件，引导、规范股份合作企业的健康发展，并推动中央政府于1990年以温州的地方条例为蓝本，颁发了《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农业部第14号令)。与此同时，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扭转国内市场对温州产品的全面抵制情况，同行业内的大量中小企业最终自发联合到了一起，80年代后期以来，鞋革、服装、眼镜、烟具、食品工业等一批同业商会和行业协会陆续建立，通过规范竞争行为、强化质量监督、实现行业自律等，重新树立温州产品的 形象，努力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温州市政府则在1994年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法规《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引导温州产品以质取胜。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的不断创新，进一步推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到1995年，温州工业企业平均产值突破60万元/家，是1990年的2.7倍，农民人均收入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1991—1995年，农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16%，比1986—1990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30。4.2.390年代中期以来：全方位创新，创立品牌、打造“信用温州”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全面启动和国民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新时期，温州原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逐步丧失，温州发展进入制度创新、结构升级“二次创业”的新阶段。在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中，温州又开始了新的制度创新：符合公司法标准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发展较快的家族独资企业启用职业经理人，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个别家族企业还采取了吸收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入股的方式，从最根本的产权关系上突破家族制的限制，提升企业素质。还有的企业直接与国际一流企业合股共营。到2001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温州民营企业超过了40家，其中，有3家进入前10名。而构成温州企业主体的家族制中小企业则是加快发展同业协会的步伐。到2003年8月，温州同业协会中会员企业的经济总量占本地同行业的比例已经达到60—70%31，规模企业基本入会。不仅如此，温州企业组织模式的变革还延伸到企业运作方式、营销方式的创新。最令人注目的是温州的服装行业。在最近短短的几年内培育出“森马”、“高邦”、“美特斯邦威”、“拜丽德”等国内著名的休闲服品牌，每个企业的资产都在5亿元以上，他们依靠创立著名服装品牌去发展虚拟生产经营体系，实现企业扩张：利用广东的服装生产基地为其加工服装；通过在国内各地吸收加盟连锁店，建立销售网络。而长期以本地商品专业市场为销售主渠道的格局逐步让位于企业自身营销网络，温州乡镇工业销售总额在当地市场成交比例从原来高峰时期的70%，下降到90年代后期以来的40%。30《温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31同上。 进入21世纪以来，凭借自身在产业规模、市场份额、品牌、产业配套体系等方面的优势条件，温州人开始了发展国际轻工重要生产基地和集散地的新阶段。温州人提出建造鞋业、服装、打火机、眼镜、剃须刀、锁具、塑料、包装印刷、合成革、制笔等十大国家级轻工产品特色产业基地。目前温州有200万人从事与十大轻工产业有关的工作，2001年总产值近9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5％。十大轻工产业的国内市场占有份额依次是，鞋业20％、服装10%、金属外壳打火机90%、眼镜80%、剃须刀60%、锁具65%、塑料56%、包装印刷20%、合成革70%，制笔（活动铅笔和圆珠笔）30％。到2002年下半年，温州十大行业已拥有7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8个全国免检产品32。并获得了“中国鞋都”、“中国电器城”、“中国印刷城”、“中国锁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称号。在轻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带动下，温州农民不仅实现了脱贫致富，一跃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且为大量外地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5、苏南、温州模式成功因素分析5.1初始动力各种研究结果和调查均表明，无论是政府发动的苏南模式、还是农民自发的温州模式，它们最初的发展原动力都是来自人类最基本的求生存、求致富的原始冲动，来自解决日趋严重的人地资源比例紧张，劳动力过剩无法安置的现实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那末为什么在苏南、温州首先被成功地加以解决，而在中国其他许多地区并没有付诸实践？除去特有的经济基础、历史遗产、独特区位外，在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特殊优惠政策的条件下，有两个值得借鉴的重要因素发挥了作用。一是苏南人、温州人那种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精神。纵观苏南、温州的发展历史，可以讲是一部不断创新、追求富裕的历史，如在70年代广大农村地区仍在大力发展农业时，苏南已抢先一步发展集体工业；在企业运行机制上，苏南首先引入市场机制，面向市场进行生产，并将农业承包经营的成功经验率先普遍应用到集体企业中来，增强了企业活力；当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立后，苏南又全面改革传统集体企业制度，培育产权清晰、立足全社会而不是局限在封闭社区内部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主体。温州也是一样，在改革初期，一直冒着强大的政治压力，大规模地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当发展市场经济的超前优势丧失后，温州又开始发展产业簇群、虚拟生产经营体系、以及同业协会等，以求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33。二是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这里我们假定，一国统治者的权力、声望和财富最终依赖于该国及其成员的财富。因此，一个理性的统治者有动机推进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发展，不仅需要开明的统治者，而且需要对需求变化做出有效反应的行政官僚。32“温州，走向世界的轻工产品集散地”，温州新闻网，2002-10-25。33当然，这种创新精神是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关系紧密。在中国，苏南以兼容并蓄的“吴文化”著称，是“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作为中国近代的传统工业基地和商品经济早发地，苏南培育、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人的整体素质较高。而温州历来以“通商惠工”的商人精神而闻名，悠久的经商传统和发达的手工业历史，造就了温州大批的经商人才和能工巧匠。正是这些精英分子，成为了改革创新的始作俑者、排头兵。因此，挖掘本地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对于脱贫致富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讲，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是明智、务实的理性政府。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发挥是苏南、温州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尽管两者所发挥的职能相差很大。在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下，尽管国家单独建立起了从中央政府到省、市、县乡镇企业的纵向行政管理体制，但是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宏观指导、协调关系等部门作用，真正能够对地方经济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仍然是基层政府核心领导层34。在苏南，乡村基层政府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他们是苏南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们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时期所建立起的政府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在本社区内有效组织各种资源发展集体企业，在解决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致富一方百姓的同时，建立起乡镇财政和村集体收入的稳定来源，维护自身政权的稳固。但是温州却大不相同，地方政府领导是冒着丢掉官位的政治风险，积极支持温州人民的勇敢创新精神、支持广大农民自我发动的实践。支撑政府行为的是其积极务实的态度，作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也是用教训换来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温州作为“资本主义泛滥”之地，始终是上级政府严厉打击、限制的重灾区。为此，温州政府主要领导平均2年调换一次，以便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打击力度。但最终的后果是，政府越压制农民的自主权、农民越穷，甚至不少人外出讨饭，无法生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政府干预、靠农民群众自我 创造发展起来的家庭工业、专业市场经济之路，却“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在短时期内调整了农村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农村新集镇的建设，比较快地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面貌”。35务实的温州政府从经验教训中得出，政府需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自我选择权，开放市场，在富民、富企业的基础上，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否则，两败俱伤。在实现“双赢”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所谓“无为”的温州政府给予了民众的创新改革精神以极大的支持，先后颁发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在全国率先改革的地方法规和措施，保护私有产权，维护市场秩序，并且政府大造社会舆论，创造有利于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如前面提到的温州市政府颁发中国首份（批）个体工商执照、制定中国首家关于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的地方性法规，率先在全国进行首家利率改革的信用社试点和组建首家股份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以及大张旗鼓地召开全市表彰大会奖励经营业绩突出的个体户等，为温州模式的脱颖而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可忽视的是，在当时的中央集权统治体制下，温州模式的成功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统治者的开明政策，为非主流形式的温州模式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策氛围。在社会对温州模式褒贬不一、争执不下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赵紫阳总理、万里和田纪云副总理、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前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等都曾去温州考察，并首肯了温州的做法。认为温州政治、经济、社会都是历史的最好时期之一36。1987年，温州又被国务院列为中国14个改革试验区之一，反映出中央政府“摸着石头过河”、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寻求富民之路的决心与意愿。5.2制度创新34它是以党委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35摘自董朝才为林白主编的《温州模式》丛书作的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36林白主编《温州的崛起》，第14—16页。“温州模式”是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985年5月12日率先在头版提出。如果说强烈的改善生存境遇的初始动力仅仅是给予了苏南、温州人一个美好的希望，政治经济体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的话，那么靠着他们勇于创新、善于学习、不墨守陈规、坚忍不拔的实践精神才最终将理想变为现实。5.2.1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 作为公有制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南乡镇企业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从而能够对外顺利开展各项经营活动。然而，在乡镇社区内部，乡镇企业面临着如何保护产权不受侵犯的问题。尽管在法律意义上，乡镇集体企业属于全社区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由于乡村政府直接创办企业、并经营管理企业，乡村政府成为乡镇企业的实际所有者代表。80年代中期，借鉴农业承包经营的成功经验，苏南乡镇政府率先在全国推行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承包经营制，将企业的控制权从乡村政府手中逐步转移到企业内部的经理人，以解决企业的激励机制问题。并不断总结企业的好经验、召开现场会，大力加以推广。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在没有触动原始所有权归属关系前提下的承包制，剩余索取权的转移远不到位，企业经理层面对的仍是不对称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一方面对经理层缺乏有效的风险责任和监督约束，经理层的收入与企业剩余难以有效挂钩；另一方面政府对集体资产仍具有超经济的强制性，结果导致企业的集体资产缺乏有效保护机制。90年代中期，当中国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后，苏南乡镇企业开始了以明晰产权为核心内容的全面产权改革，集体产权被彻底人格化，乡镇企业陆续转制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等，真正成为市场的竞争主体。个别企业被兼并或破产。与苏南的情况相反，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的温州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有效保护。如前面提到的，政府通过及时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不仅在当时的宏观体制背景下，对广大的民营企业给予政治上的保护，使其经营合法化。不仅如此，温州政府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功能还扩展到“公权”“私化”的领域。90年代以来，为解决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源问题，温州政府大胆改革公共物品的传统投资融资体制，引入市场化运行机制，遵循“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基本原则，使民间投入成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的主渠道，据初步统计，1990年以来，60%的基础设施建设、80%以上的集镇建设均来自民间资本，民间资本累计融资高达80亿元37，并在全国首创民间集资建造民用飞机场、地方铁路等。5.2.2形成有效的融资机制在苏南，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主要是依靠人民公社时期“高比例提取公共积累、低比例分配个人劳动报酬”的盈余分配制度完成的。而后又通过集体内部“滚雪球式”的资本集聚方式，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与苏南不同，温州非农产业的 原始积累更类似于欧洲古典市场经济早期发展的特征，即依靠贸易来实现。温州农民长期季节性（冬去春归）地到全国各地出卖手艺（如弹棉花、修鞋等）或做小生意等活动，不仅为今后的家庭工商业发展积累了经验、市场信息，而且完成了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原始积累。据粗略统计，改革初期，温州全市外出劳动力总收入大约在同年度农业净收入的50%左右38。37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38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5——196页。改革开放后，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基本是沿着企业数量扩张型的轨迹向前推进的，因而对外部资金投入的依赖程度很高。90年代中期前，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发展公有制经济，并且中央、地方政府控制了尚未商业化的正规金融体系的运作。在此背景下，由政府直接创办的苏南乡镇企业顺利地获得了正规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苏南乡镇企业创业资本主要依靠国家贷款以及企业向内部职工的借款（集资），而企业自有资金比例不断下降。以苏州为例，1985—1991年，乡村集体企业自有资金比重由49.38%下降到41.57%，相应地，借入资金由50.62%上升到58.43%。而借入资金中，商业信用和企业集资占70%以上。3990年代中期后，苏南乡镇企业的融资机制越发遵循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扩张的一般规律，而不再享有任何特殊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直接参股或合股的方式来筹措资金，不少企业还直接瞄准外资进行合作经营、合资经营等。相比之下，改革以后发展起来的温州广大中小民营工商企业，始终被排斥在正规金融部门之外。正规金融部门对温州私营、个体企业的贷款比例直到90年代末也未超出其信贷总量的7%，尽管非国有经济部门创造的产出占温州国民经济总产值的90%以上40。而温州个体私营工商业资金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现金投放量大，因此在依靠自我积累解决初始资本来源后，必须寻求体制外的其他融资途径，以便获得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融通规模。历史上，温州就以民间金融市场发达而著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对融资需求的快速增加，带动民间金融市场异常活跃。而个体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又带来了金融资产总量的巨额增长，为民间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应。民间 金融市场通过亲缘、血缘、地缘建立起借贷双方关系，按照供求状况形成市场利率的运行机制，有效地满足了温州广大中小企业资本扩张需求，据初步估计目前民间金融市场在整个温州金融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1/3以上。41尽管目前正规金融体系已经不存在对企业所有制的歧视问题，但是出于规避风险、降低运营成本的考虑，广大中小企业仍不能成为其贷款发放的扶持对象；而广大中小企业为了简化贷款手续、降低交易成本，仍是选择民间金融市场作为融资的主渠道。5.2.3建立以市场为导向(market-oriented)、超前性的产品市场开发机制苏南农村工业起步时，面对的是严重的短缺经济，产品开发并没有纳入企业经营的议事日程。然而当80年代以后企业产品开始出现大规模积压后，苏南人开始意识到市场的威力，并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建立起以开发新市场为特点的产品开发新战略。80年代中后期，苏南产品在国内市场出现饱和后，他们及时转向国外市场，千方百计争取国家出口配额；当国外市场开发到一定阶段、难以获得较高收益回报后，苏南又转向引进外资、为其加工产品；经过一个时期发展后，近几年，苏南又在利用外资发展改造本地产业，全面提升本地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将产品的市场开发建立在结构升级的高层次上。相比之下，靠以贸促工发展起来的温州经济，一直是将开发产品市场作为企业的头等大事，针对自己产品以大宗消费品为主的特点，温州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独创性、超前性、低价位的产品市场开发战略，在80年代后期温州也曾39姜长云《乡镇企业融资问题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2页。40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0、195—196页。41同上，第199页。陷入“竞相杀价”的恶性竞争，损失惨重。经过90年代初中期以来“质量第一、创立品牌”的多年努力，温州企业日趋成熟、理性化，开始更多地运用现代营销理念、电子网络技术以及组织创新等多种手段来推动产品市场的开发，实现产品开发的差异性战略。5.2.4推动企业不断升级的技术引进制度苏南乡镇企业发展早期，技术引进主要是通过城市淘汰下来的二手设备和技术，技术指导是通过城市退休或下放的老师傅传授经验，以及后来从上海等 周边大城市引进“星期天工程师”等，企业发展通过数量型扩张实现；80年代后期产品市场出现饱和后，企业逐步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直接引入新的先进生产设备，苏南加大与科研单位、城市大企业的合作力度，同时形成人才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机制，推进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以苏州为例，乡镇工业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从1985年的25%上升到1991年的38%42。90年代中期以来，苏南乡镇企业发展更加强调技术引进的先进性和实用性。通过大力与外商展开合作、合资，改造自身传统产业，直接达到国际水平。1990—1995年期间，无锡技术改造投入平均每年达到近80个亿，比“八五”期间增长40%，其中70%的资金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43。90年代中后期以来，苏南又开始转向国外引进与自主开发相结合，建立企业研发中心，加大科技创业园区的建设，增强全地区的科技研发能力。相比较而言，温州受产品以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特色的影响，在技术引进方面更强调的是模仿能力的培养，短期内将产品模仿得以假乱真是温州的一大特色。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这对于企业的低成本扩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保护知识产权的今天，模仿之路已经快走到尽头。对此，温州的有些企业已经觉醒，明显加大了对外合作、技术引进的力度，如上面提到的温州鞋业企业，直接与世界顶尖级企业合作，提升企业技术水平等。同时，注重培育企业科技创新能力。5.3学习与实践的良性循环5.3.1创新——模仿——推广的技术传播路径苏南、温州模式之所以产生较大的社会溢出效应，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企业、某一个乡村，而是放大到一个县域、一个地区、乃至域外，关键的一点是他们形成了某点创新——局部模仿——大面积推广——再创新的开放、发散式的良性循环过程。以温州产业群的发展为例，在温州存在着许许多多围绕着某一主导产业，大量相关企业、机构及市场集中在某个地理区域内的簇群经济现象，而他们的产生与发展的路径又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完全来自农民自身的自发行为。简单举例：某个人发明了新产品后，产品出现供不应求；企业通过请亲戚帮忙扩大生产规模；亲戚学到手艺后，模仿着开起自己的企业，原企业开始雇佣新人—朋友、街坊等，而亲戚也开始找自己的帮工，并在生产中对产品进行了新的改 进，别人学会后又单独挑出单干，就这样，如同一棵树，不断长出新枝，最后枝繁叶茂，形成一个产业（具体参见温州专栏）。而在苏南，这种学习与实践的良性循环更在于外部政府的推广，通常的传播路径是：个别地方发明出现好的做法——上级领导发现后派人总结，形成经验——政府大力宣传、召开现场会或到现场参观学习、推广经验——各地前来42徐文荣主编《异军突起在苏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43王家骏《苏南模式的创新》，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参观学习的人学习、模仿，结合自己实际、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产生新的经验，推动老“模式”的创新、发展。最终形成“实践——学习——再实践”的良性循环。由于苏南产业的特点，这种学习过程主要是体现在体制、运行机制的创新，以及经营管理经验等方面。如苏南地区80年代广泛推行的“承包经营制”。5.3.2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培育机制苏南最早的企业领导人来自社区农民中间具有较高个人威望的领导干部，他们采取经营管理农业的经验和方式管理工业，并依靠个人的权威来组织各种要素资源的配置。为保证将优秀的人选选拔出来，苏南首先打破干部只能升迁、不能降职的制度，在全国最早建立起“优胜劣汰”的干部选拔制度，以保证企业领导人的一流水平。在有效的激励机制下，这些创业者凭着一股创新、进取精神，在干中学、在干中积累经验，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企业家人才44。然而终究受制于个人较低的文化素质和没有系统的专业训练，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民企业家的先天缺陷就暴露无遗，难以应对新环境的挑战。为适应新形势，有实力的企业实行直接从社会招贤纳士，高薪聘人的制度。近些年来，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人取代了依靠传统经验管理的农民企业家。温州的企业家人才培育是一种市场机制自然淘汰法则，家族企业家长就是老板。素以宁当老板、不做雇员闻名的温州人，轻易不肯将自己的大权移交给他人，正因为如此，温州许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然而，一些有远略的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引入职业经理人，推进企业发展与国际接轨。5.4外部刺激苏南、温州的成功，在较大程度上也受益于外部所提供的良好机遇。尽管 这些机遇基本是普适性的，而不是苏南、温州所特有的，但是它更偏爱苏南、温州这些具有企业家创新精神、强抓机遇、争取主动善于扑捉机遇的人们。苏南、温州的发展历程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一点就是不断地寻求各种市场机会、将外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遇为我所用。特别是它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将外部的政策刺激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助力器，形成有效的内在动力转化机制。有人曾形象地将乡镇企业比喻成鸡，国有企业比作成猪：一个靠着自己觅食吃饭，敏锐而且活力四射；另一个靠国家吃饭，给什么、吃什么，迟钝而且惰性十足。事实上，这也是苏州温州发展的生动写照。苏南1984年、1992年的两次历史性大跨越都是用好、用足了国家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及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宏观政策，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实行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产业政策背景下，苏南抓住国家开发浦东的政策优势，提出“二次创业”的口号，以“外向带动”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全力打造制造业加工基地，顺应了全球化带给世界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迁移的发展趋势。温州则是在改革中更加体现的是不断地有效化解各种外部危机，变政策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如80年代后期出现的合股经营，从原来的遭受指责，到后来的转变为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法规的蓝本，形成大规模的发展态势；又如80年代末国家进行清理整顿市场秩序，作为重灾区的温州及时提出“质量立市”，并首次制定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质量法规，广大企业从中汲取深刻教训，44徐伟荣，234页。进入重质量、创名牌的发展新阶段，又一次变被动为主动，推进企业上了一个新台阶；再如进入21世纪，借经济全球化之际，提出打造国际轻工城的口号，试图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立足国内、走向世界。正是不断地迎接挑战，温州从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弃儿”奋斗成为市场经济的先驱。6、基本经验与未来挑战6.1基本经验6.1.1制度创新是实现脱贫致富的根本手段制度创新的本质是对人的行为的重新规范，而一个以人为本的好制度可以激励人、引导人、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推动器。苏南温州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 断进行制度创新、改革的历史。苏南温州人凭着一股敢为人先、自力更生的创新精神，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抢抓机遇，开创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河。苏南在计划经济时代创建了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制度，早在80年代中期就在全国率先广泛实施承包经营制度，有效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解决了企业激励机制问题，推动了乡镇集体企业的大发展；90年代中期又对“政（府）企（业）合一”传统集体所有制进行全面的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乡镇企业突破社区的限制，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行资源优化组合，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得到提升。温州是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外自我发展市场经济的典范，为了在传统体制下取得合法地位，温州人在80年代中期就发明了“挂户经营”，到80年代后期当“挂户经营”方式山穷水尽后、又发明出“股份合作制”，从而实现了在公有制旗帜下企业内在的扩张需求。不仅如此，当原有的企业制度优势逐渐消失后，温州又通过自发创立行业协会、引入连锁经营、创建虚拟生产经营体系等，进一步加快扩张步伐，并建立企业间有序的竞争机制。6.1.2政府主导是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制度保障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建立有效的制度，提供了尊重别人行动的保证，并在复杂而不确定的经济关系中带来秩序和稳定45。但是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持续的46。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它是通过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的有效分工、良性互动来实现的。中央政府以务实的精神积极规划出有效的发展战略，建立起一个协调、稳定的制度环境；当地基层政府在此基础上，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尊重农民选择，保护农民利益的具体配套政策与法规。在苏南，政府主导体现在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下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当地乡村政府充分利用了在人民公社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社会资源的动员、组织能力，直接发动了农村工业化运动，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苏南政府及时退出了乡镇集体企业所有者的身份，政府主导作用转向营造“亲商”的良好投资环境。如建立工业园区、实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等；在温州，政府的主导作用始终定位在为农民发展市场经济的自发行为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有利的社会氛围、规范市场秩序、解决外部性问题等，创造一个有利于农民自我创新的外部制度环境等。如前面提到“挂户经营”、“股份合作制”，以及“质量立市” 、公共物品的私有化供给等，都是通过温州政府的有关条例和文件规定得以最终确定。并且，政府大力营45速水佑次郎、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第1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第1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造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氛围，如1982年召开的千人大会，奖励个体经营户，对推动全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远的影响。6.1.3形成学习与实践的良性循环是实现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苏南、温州大范围地实现了快速的脱贫致富，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找到了各自有效的经验推广方式。在温州，它是通过民间自发的自组织过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后，在市场高额利润的诱导下，不断扩张，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可以形象地比做“点”创新——“线”模仿——“面”推广——多个“点”再创新的开放、发散式的良性循环过程。温州著名的十大轻工业产业基地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都是遵循这一“自发秩序”的演进路径。在苏南，学习与实践的良性循环除了部分地表现在企业自发的模仿行为外，更突出的是表现在基层政府行政性的推广力量。苏南基层政府通过及时发现、总结某地的创新实践经验，在当地社会进行广泛宣传、推广，实现资源的社会共享，最终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总体速度。如企业承包经营机制的广泛推广、“以工（业）补（贴）农”、建设农业的新实践、以及全面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等，都是在政府“典型试点—经验总结—推广应用”的三部曲下完成的。6.2挑战6.2.1观念突破和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面临着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创新步伐的挑战。政府需要更加树立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思想。“民”是最广大的民众，是那些缺少资源、需要扶持的社会弱势群体。保护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不受侵犯，是政府的义不容辞的职责。特别是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下，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企业家更需要培养忧患意识，而不能停留已有的业绩上。在温州，访谈中许多人指出，温州企业所依靠的先发优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已经成为历史，企业发展势必要突破家族制的束缚，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潮流，这需要企业从外部吸收新的营养，从内部提升自身的素质，如果没有制度安排上 的突破，寻求新的优势，企业发展则难以出现新的跨越。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破除温州长期以来形成的企业家缺少团队精神、“宁当鸡头、不做凤尾”意识的影响。在苏南，企业家面临增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能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同样地，企业家意识到外资早晚要退出、不能过于依赖外资的“觉醒”，是制定行动计划的前提条件。目前温州正在掀起一场“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希望解放思想能够成为推动改革深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永恒的主题。6.2.2加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论在苏南还是在温州，都出现了私人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利相勾结的现象，造成国家利益的严重受损，大众利益被侵犯。在温州，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企业向外地迁移。1988年，温州有93家企业外迁，1999年上升到135家47，到2002年累计已经超过1000余家。温州的柳市2001年作过一个统计，企业外迁资金达17亿元48。很多迁移到上海浦东的企业都反映当地政府管理企业的行为十分规范49。当然，企业外迁与温州区位优势差、地价高昂有密切关系，反映出企业发展47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48杨明炜“双重危机考问温台模式——地方改革模式反思”，《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5日。49杨明炜“浙江：温台模式升级有赖政府转型”,《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6日到一定阶段后向大城市产业中心聚集的一般规律。但是从调查情况看，非经济性因素、投资环境不佳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政治权利的介入、行政审批的繁琐、无法保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从而导致企业交易费用的上升、最终是选择退出。50在苏南，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资本向权力渗透，导致农村城市化中农民的土地侵占，大量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无法保障，生活质量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并且在已经改革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又出现回归老路的趋势（参见专栏2）。因此，加大政府体制的改革力度已迫在眉睫。7、附件附件1:专栏专栏1：讨饭乡变成“金子乡”被誉为“徽标”之乡的苍南县金乡镇，改革开放前是一个以讨饭闻名的偏僻 穷镇，1978年,全镇人均耕地不到0.2亩，人均年收入只有20元，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无事可做，他们甚至围攻镇政府，要求解决就业。改革开放后，在当地技术、经营能人的带动下，发挥家庭手工业和经商的传统优势，在一传十、十传百的技术传播途径下，全乡农民大规模参与到传统手工铝制标牌等小商品的生产中来，目前商品品种多达3千余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当初，他们依靠信函联系业务，据当地邮局1986年统计，全国每家企业平均每周至少收到金乡一封业务信51，并通过邮局销售产品；以后业务扩大后，自发形成了上万人的专业推销员队伍；并且他们还发明了“挂户经营”方式，使金乡的家庭企业、个体销售取得合法经营地位。2000年，金乡的几位大学生自筹资金与镇政府共同创办了“中国金乡”网站，网上交易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前10个月，全镇企业招揽网上订单共１０万多份，成交额达１亿余元，其中出口贸易额占40%以上52现在，金乡是全国著名的小商品基地，浙江省的文明城镇。到2002年末，金乡10万总人口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9亿元，外贸出口供货值1亿元，财政总收入6417万元，农民纯收入高达5387元53。专栏2：“小政府、大社会”——苏州高新区的行政管理模式创新54到2001年，苏州高新技术园区累计利用外资总额超过了57亿美元，30家世界500强企业进驻园区家，投资上亿美元的项目10多个，安排了2万多名下岗职工和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累计提供了近10万多个就业岗位，其中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才的本地化率达到了80%以上。并在全国各地最早建立起征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养老保险和待业保险，在农村建立起社会医疗统筹。苏州高新区外向型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1）改变中国传统行政垂直领导体制，实施“以块为主”的政府行政管理新体制，使高新区享有较大的独立管理权限；（2）转变观念，树立“亲商”50张忠根/方志伟“我国农村制度创新路在何方：“转型时期我国农村制度创新暨温州模式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1期。51缪仁炳、宝贡敏，“从制度和管理创新看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科学学研究》，2002年第3期；中国金乡网“走进金乡”,www.jrjx.org，,2003。52卢俊敏章明亮“接轨新经济网络舒广袖”，温州新闻网，2002-11-03。53中国金乡网“政府政务”，www.jrjx.org，2003年。54根据苏州高新区政策研究室主任薛国情的访谈及其提供的总结资料整理而成。 理念，服务至上；（3）建立综合化的高效机构、减少审批环节。高新区的机构和人员只有旧体制的十分之一，向企业收费项目从原来的上百项降低到目前的十几项；（4）逐步实现依法治区。通过制定各种规范性政策，公示于众，增强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连续性，逐步同国际惯例接轨。（5）改革公务员体制。实行采取公开招聘、择优录用的合同制；同时实行人员“德、能、勤、绩”考核制，凡不合格者一律淘汰。每年人员流动率保持在1：1.2左右；三是实行高薪制，绩效与收入挂钩，工作业绩完成情况占个人报酬总额的60%；（6）加强员工的在岗培训，平均每年投入干部教育培训费用约百万元，组织干部参加各类轮训超过1500人次。但近年来国家对工商、税务、金融、社会保障等机构实行垂直领导，“小政府，大社会”模式面临旧体制回归的严峻考验。7.2附件2：表格（表1—表10）表1苏南、温州GDP三次产业构成变化（1978——2000）单位：%年份苏州无锡温州全国平均苏州无锡温州全国平均苏州无锡温州全国平均197828.114.342.228.155.768.335.848.216.217.422.023.7197927.115.341.631.254.468.136.947.418.516.621.521.4198024.712.338.130.158.670.540.748.516.717.221.221.4198122.312.236.531.859.970.941.246.417.816.922.321.8198225.315.941.533.358.067.535.545.016.717.423.021.7198322.716.538.333.058.666.437.744.618.717.124.022.4 198425.016.937.332.057.665.738.643.317.417.424.124.7198519.713.233.928.461.670.142.643.118.716.723.528.5198621.014.231.327.159.267.743.244.019.818.125.528.9198719.012.732.026.860.768.642.443.920.318.725.629.3198817.912.829.725.761.367.642.144.120.819.628.230.2198916.911.528.525.059.968.243.543.023.220.328.032.0199017.310.927.427.161.067.144.741.621.722.027.931.3199115.28.826.224.562.668.844.442.122.222.329.433.4199211.37.418.721.864.265.452.443.924.527.228.934.319939.55.813.419.963.964.458.547.426.629.828.132.719949.55.710.420.261.461.658.847.929.135.730.831.919958.95.310.320.560.259.658.348.830.935.131.430.719968.85.19.420.456.759.159.249.534.535.831.430.119977.84.88.719.156.258.758.550.036.036.532.830.919987.04.48.018.656.257.958.249.336.837.733.832.119996.54.27.317.656.257.657.449.437.338.235.333.020005.94.06.616.456.556.957.550.237.639.135.933.4资料来源：历年《苏州统计年鉴》、《无锡统计年鉴》、《温州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表2苏南、温州三次产业人口比例变化（1978—2000）单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年份苏州无锡温州全国苏州无锡温州全国苏州无锡温州全国197862.356.170.527.133.117.310.610.812.2198058.349.668.731.238.318.210.512.113.1198156.547.368.132.741.318.310.811.413.6198253.145.368.135.142.818.411.811.913.4198349.841.467.137.945.918.712.312.714.2198442.334.964.043.450.719.914.314.416.1198536.725.862.448.256.320.815.117.916.8 198631.723.660.951.056.021.917.320.417.2198729.720.860.052.659.022.217.720.217.8198828.220.159.453.059.422.418.820.518.3198929.422.160.051.858.221.618.819.718.3199029.722.247.960.151.358.623.021.419.019.229.118.5199129.321.147.559.751.759.225.421.419.019.727.118.9199227.119.445.858.552.860.023.621.720.120.630.619.8199324.619.440.556.453.660.125.422.421.820.534.121.2199420.519.239.054.355.357.628.822.724.223.232.223.0199520.016.535.452.255.257.228.323.024.826.336.324.8199620.417.334.650.553.854.727.723.525.828.037.726.0199720.920.933.449.952.352.927.923.726.826.238.726.4199822.322.635.149.850.050.628.423.527.726.836.526.7199922.023.234.850.148.748.626.723.029.328.238.526.9200021.022.732.550.049.848.127.122.529.229.240.427.5资料来源：同上。表3苏南、温州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情况（1978—2000）单位：元年份苏南温州全国平均年份苏南温州全国平均197819311313419901345912686197923116019911388104470919802551651911992175312007841981285270223199323201474922198236529827019943109200012211983432313310199539652801157819846173453551996454233711926198570244739819974887365820901986826508424199850543833216219879356264631999518740242210198811838325452000537242982253198912689246012001565746802366 注：苏南这里是以无锡、苏州的平均值计算而得。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温州统计年鉴2001》，《苏州统计年鉴2002》，《无锡统计年鉴2002》，均出自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表4部分年份温州无锡农民纯收入主要来源单位：元、%199019951997199819991、温州农民纯收入9122801365838334024其中家庭经营收入6931851216724332496占当年农民纯收入75.9966.0859.2463.4862.032、无锡农民纯收入45104849501851265220其中企业劳动报酬26963021303725782843占当年农民纯收入59.7862.3060.5250.2954.46资料来源：同上。表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元年份苏州无锡温州全国年份苏州无锡温州全国197863468723537919903617386511681634197969179926341719914178440613821879198078794730946019926360719618682287198183999332348919939258103782867293919829021064355526199412639142064286392319839891196398582199515789177515783485419841280152948769519961747420232724255761985171420496018551997197132224585536054198619352264706956199821733243389431630719872338260285311031999235922629410160654719883009331110601355200026692276531124770841989318234511104151220013038431246--7823资料来源：同上。表6人民生活质量改善（一）年份农村人均生活用房面积（㎡）平均预期寿命（岁） 苏州*无锡温州全国苏州无锡温州全国1980n.an.a9.59.468.7n.a67.9199043.3536.621.417.876.5**74.3**n.a68.6200059.7342.833.724.877.677.0n.a71.4注：平均预期寿命1990、2000全国数据为人口普查数据，其余数据为历年统计年鉴数据。**苏州、无锡为1992年指标数据（引自周海乐主编《苏锡常发展报告》，第37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资料来源；全国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有关年份《温州统计年鉴》，《苏州统计年鉴》，《无锡统计年鉴》。表7人民生活质量改善（二）年份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每万人拥有高校在校生数（人）苏州无锡温州全国苏州无锡温州全国197810.7310.578.110.1012.843.351.748.9198012.1811.847.600.1217.004.643.3511.6198515.8116.848.390.1323.2511.884.4516.1199019.4221.039.300.1529.0215.106.1718.0199521.2621.509.360.1640.4619.388.3524.0200020.0522.7912.370.1782.5052.2920.8643.9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温州统计年鉴2001》，《苏州统计年鉴2001》，《无锡统计年鉴2001》，均出自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表8部分年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单位：%苏州无锡温州全国198052.459.261.8199048.349.947.358.8199548.145.147.958.6200040.639.649.449.1注：苏州、无锡1980年指标引自周海乐主编《苏锡常发展报告》，第372 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其余数据来自有关年份温州、苏州、无锡、及中国统计年鉴。表9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单位：台年份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苏州无锡温州全国苏州无锡温州全国苏州无锡温州全国19903257598114115239519956985271737382054758351720007990602958533412981088049资料来源：同表1。表10苏南工业历年发展速度（1980—1997）单位，亿元，%年份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年份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98051.51989659.4518.44198161.8820.161990758.7515.06198266.948.181991912.2320.23198381.4221.6319921683.1584.511984120.447.8819932774.7464.851985209.9274.3519943759.6135.491986266.4726.9419954677.2324.411987390.8646.6819963849.38-17.701988556.842.4619973710.51-3.61注：根据《江苏省乡镇工业志》第79页计算。1980——1982年为1980年不变价。1983——1997年为现行价。8、主要参考文献：陈吉元主编《乡镇企业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戴洁天《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新华出版社，2002年。杜润生《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费孝通罗涵先《乡镇经济比较模式》，重庆出版社，1988年。海闻主编，《中国乡镇企业研究》，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年。 [加拿大]塞缪尔.何保山顾纪瑞等《江苏农村非农化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林白主编系列丛书《温州的崛起》、《温州的市场》、《温州对话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潘善庚《温州试验区》，展望出版社，1988年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徐伟荣主编《异军突起在苏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家骏《苏南模式的创新》，红旗出版社，2002年。周海乐主编《苏锡常发展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报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8年。课题打印稿。张晓山苑鹏等《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郑达炯《温州改革——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温州市2002年经济年会论文集》，2002年11月。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