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报刊到报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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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历史的报刊到报刊的历史　　【摘要】本文主要梳理对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的认知是如何实现从“历史的报刊”到“报刊的历史”这一研究范式转变的，这种转变，给报刊史带来了哪些新的视野和价值，对于社会、国家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　　【关键词】历史的报刊;报刊的历史;范式;文化转向　　对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而言，报刊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材料。“一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几乎同时也是一部近代主要‘报人’的思想言论史。”[1]然而，对于报刊的研究和利用却并不尽如人意，现有研究呈现出“谈报纸则只言《申报》、《大公报》，论刊物则只看《新青年》

2、、《东方杂志》”的景况，同时表现出强烈的“符号化”、“脸谱化”倾向，对报刊解读往往被时局左右，戴上“革命”、“进步”、“反动”、“落后”等帽子，大而化之地讨论。　　自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2]以来，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戈氏与方汉奇的著述之外，对于报刊的研究较之于近代报刊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是无法匹配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出现了一股热潮，新闻史的著作与论文常见诸学术期刊，也有一批关于中国近代报刊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问世，[3]但这仍难以让学界满意。　　尽管某

3、些报刊个案，如《大公报》、《申报》、《万国公报》，其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关注。或许这正应了潘光哲所言，“开展之道，实应奉朱熹‘小作课程，大施工力’为典则，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工作”。[4]然而，这些讨论仍是将中国近代报刊作为史料，即使标题中将某个报刊作为了“对象”，实质仍摆脱不了以报纸来窥探当时政局、思想、文化、生活、社会及性别状况等的目的，多的是“历史上的报刊”，缺少的是“报刊的历史”。　　一　　中国近代报刊除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或影响力大的报纸如《万国公报》、《申报》等之外，其他的报纸基本被“脸谱化”了，成为“西方传教士宣扬

4、教义的工具”、“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工具”而“为殖民服务”。被“脸谱化”的不仅仅是外报，即便是一些曾经在历史进程中扮演过主流角色的报刊，同样也难逃被忽略的命运。如1916年孙中山创办的《民国日报》，长期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主持人为邵力子、叶楚伧，主要有戴季陶、沈定一等，反倒其副刊《觉悟》常被提起。　　大报尚且如此，近代小报境遇不佳似乎已是意料之中了。小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方式，且因为数量庞大、旨趣不一，①对于小报的任何一概统称都不免陷入片面的泥淖。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小报尤其是数量最多且具有典型性的上海小报予以了颇多关

5、注，除了对“四大金刚”②的讨论外，还先后出版了几部以小报为中心的专著，如《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中国近代小报史》、《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等。[5]这些研究都希望对小报的作用、地位进行重新的评估，但总体上来说仍旧未能摆脱传统的观念束缚，将小报视为品位过低的低俗文化的呈现方式。　　二　　有学者“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6]这种表述是否

6、合理，暂不去讨论，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所谓的“范式”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报刊”而非“报刊的历史”，但就目前研究来看，除去第一种革命范式外，其余两种范式还鲜有精彩的呈现。　　在研究尚未足够深入的情况下，多探讨一些“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适用”[7]问题似乎是有必要的。受西方学界理论热潮的影响，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市民社会”理论等“国家-社会”研究模式，也在中国近代报刊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尽管中国学者对于理论的滥用心有余悸，但在各种理论热潮的侵袭之下，历史学家已不得不借用理论去捍卫历史学

7、科。[8]在一些学者看来，“理论之所以对我有用，并不是因为它昭示了一个被囿于逝去情境的隐蔽的真理。理论之所以昭示客体是因为它迫使历史学家成为主体”。[9]就“公共空间”或“市民社会”理论来说，其是否适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0]　　正如魏斐德所指出，“作为证明存在着公共领域，特别是在19世纪意义上那种明智且具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中存在着公共领域的证据，也是非常可疑的”。[11]虽然如此，中国学界对于近代报刊的研究仍旧热衷于采用这一模式。在李楠、洪煜等对于上海小报的研究中，仍旧把讨论小报对于上海

8、“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等的形成作为其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5]在季家珍1996年出版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12]一书中，对《时报》与以之为中心所形成的“中间地带”进行了讨论。季家珍认为，这一地带不仅是知识分子自由论政的空间，更是一个磋商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众是一方，政府是另一方，磋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