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摘要：信访是彰显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理念。要实现基层信访工作的实效性，就要革新治理模式，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点，建构以平等协商、参与回应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引入第三方协同参

2、与治理，为基层民众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机制，实现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迈进。中国4/vie　　关键词：信访治理；压制型治理模式；回应型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　　：1008-7168（2017）01-0059-09　　一、引言　　随着转型期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的多样化，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撕裂与解构，社会体制及内生性价值体系的崩解和重塑，社会制度红利的分配形态已由帕累托的普惠型转变为非帕累托的精英型，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形成了社��的差异化格局[1]。信访实际上是

3、社会矛盾冲突的外化表现，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诉求、竞争与分配的内在生发是导致矛盾冲突的根源性因素。基层是社会的基础，基层政府，不仅需要维护基层社会的公共秩序、组织提供基层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且需要设置沟通渠道以便社会公众表达其利益诉求、通过制度来整合和吸纳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2]（p.6）。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信访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突破科层制官僚体制的层级性，通过了解社情民意实现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能力。但

4、当前信访制度在基层运作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功能也已异化成维稳的治民之策，偏离了制度的原本功能。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建立在行政法“管理论”的基础上，片面强调政府权威，导致信访治理效果甚微。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公共行政的重心也以实现治理目标为导向，从管理转向服务，从压制权利转向倾听民意、维护民权，这就要求改变行政治理模式，由传统的限权、控权的压制性模式转变为规范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的回应型模式，在法治环境下形成民主协商回应机制，建立起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宪政制度。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分析传统压制型信访治理的困境之基础上，

5、结合现代协商行政、公众参与的治理机制，提出基层信访治理模式的新模式――回应型模式。　　二、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的困局：维稳与维权　　压制型行政体现的是一种交往理性，遵循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规则，是一种策略性行为，表现为目的合理性的确定或手段的理性选择，或者二者的结合[3]（p.8）。压制型法体现了法律的工具主义，表明权利与义务存在不对等性，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尚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是国家―社会二元框架下政府权力运行自上而下的体现，行政机关主要运用行政强制应对上访问题，以贯彻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为目标，通过“倒逼式

6、”手段加强社会稳定，注重行政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忽略了信访人的权利主体地位。　　（一）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的行政法理论基础　　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认为，行政法就是国家管理法，其作用是保障行政主体对国家实行有效管理。行政法“管理论”在处理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关系上，主张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不对等的权力义务关系，行政主体居于绝对支配地位，行政行为的基本模式是命令―服从。“管理论”的价值导向是以权力为本位，重公共权力，轻个人权利；重效率，轻公正；重实体，轻程序。“管理论”的理念是基于权力本位，强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单方管理，强

7、调行政机关的职责同构，行政相对人只是管理的客体，其权利难以得到确实的保障。　　压制型治理模式以行政法的“管理论”为理论基础，传统治理中强制是行政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通过行政命令、制裁等方式推行政府的意志，突出政府的权威，行政权的边界不断得以扩张[4]。基层信访治理的行动偏好体现为：当发生社会冲突时，政府首先运用强力手段来控制局面。一个正常的社会控制系统在控制效用上应该呈“正金字塔型”，简言之，社会控制系统的底部、基层或中层运作越有效，社会问题在底层就能被消解，社会控制系统的顶部就越清闲。信访治理本身是一种权力运作策略，基层政

8、府在应对民众上访时往往忽视其合理的利益诉求，认为是对社会稳定秩序的破坏。当前在信访治理过程中所采用的包保责任制、定时接访、花钱销号等手段进一步异化了信访制度，这种单一化、压堵式、非规范性的权宜性治理手段不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产生了一定的负效应，激化了官民的对立和冲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