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分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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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分析大事理性分析中国当前发生的大事(花的时间值得一读)读到一篇文章,比较理性的分析了中国当前发生的大事,文章稍长,仅供参考。不知是否能转发给你们阅读,而不被和谐掉。2012年秋的中共18大,将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交接的一次大会。大会将产生中国第五代最高国家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常委9位常委,有7人将退休,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家总理温家宝。有评论指出,“如果权力交替顺利进行,这将标志着屮共第一次在没有屮共革命元老指挥下的权力交替。这也将标志着共产党最高职位的日益体制化,标志着中共成功地实现了权力交接的程序化。”这种评论,太过乐观。从目前屮国政坛所发生的事件看,“完全没有元老

2、指挥”的论断,言之过早。实际上,这次权力交接,没有超出从延安就开始的历次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模式;也再一次表现出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来自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这本书。上世纪40年代,去延安采访的记者回到南京,对宋美龄盛赞共产党的正直、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宋美玲无法相信。她在窗边凝视江岸,说道:“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的权力的味道。”事实上,延安的最高权力的“非制度化”争夺的激烈程度,是到延安参观,走马观花的国民党人根本无法体会的。到了1949年后,尝到了真正的权力的味道的共产党人,将这种对最

3、高权力的争夺和继续占有,演变成“指定”和“政变”交替的模式。20年后的60年代,毛泽东不惜以一切代价——甚至以制造全社会动乱的“文革”作为代价——保住自己实际上的终生制的最高权力的举措,不光终于印证了宋美玲在窗边凝视江岸说的那句话,也给我们一个观照文革的新的视角。对于什么是“文革”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对“文革”,不同的人吋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评判。被打倒的走资派眼中的文革,跟红卫兵和造反派眼中的文革,显然不是一个文革。这是两种绝然对立的“文革”O而毛泽东眼屮的文革,跟刘少奇眼屮的文革,看上去你死我活,但显然是属于统治者进行最高权力角逐的政治游戏。这场没

4、有规则的政治游戏演到最后,虽然刘少奇最后愿意放弃,但毛泽东却不放过这个可能威胁他的最高国家权力地位的人。什么是文革的真正的悲剧?所谓文革历史悲剧,不是群众与领导人对立的“悲剧”,而是统治者内部权力交接没有规则的“悲剧”——是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交接无序的“悲剧”。这样的悲剧,伴随着毛泽东晚年各种政治力量对中国最高权力的占有和夺取的欲望的交战而反复交织。文革的悲剧,说到底,是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制度性悲剧。经济学家茅于轼3月15日在其专栏上发表文章上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

5、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茅于轼的这个观点,说的是更广泛的中国社会状态。我认为,中国目前不是文革是否可能重演的问题,而是文革以及文革产生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国家领导制度,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且不说文革后的三十年的经济改革随着国进民退乂回到了改革开放的原点,产生文革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的变化。最高国家权力核心,从邓小平之后开始逐渐过渡到集体领导。国家最高领导,由“一人终纶制”变为“九人任期制”O终牛制的终止,固然是个历史的进步;但由此产生的“指定制”和“任期制”的结合的“集体领导”,却是世界政治制度的一个异数。“九人任期制”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派系力量平衡的“大戏

6、台”。由不是直接民选而是被任命的“人大代表”的举手表决打上“合法”的烙印——不是从宜接选举或间接选举而是从“循环任命”获得合法性,实际上它的社会基础是极少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精英。因而“九人任期制”是一个代表少数人的政治设计。没有制度化的广大选民的直接权力赋予,便没有最广泛的权力基础。由各派力量平衡产生的“集体领导”的领导人,缺乏法律和选民赋予的“绝对权威”,很可能因为各派力量的掣肘,变成群龙无首的“没有领导”O我们知道,终身制加上世袭制(比如朝鲜和古巴)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上、可以是以最高领导人的生理生命为周期的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结构。当然,这种政治结

7、构没有人民性的政治基础,它的致命性已被历史反复证明,此不赘言。相比较而言,指定制加任期制,既没有选举法赋予的绝对权威和缺少选民赋了的稳定的权力基础,又没有终身制加上世袭制具有的个人迷信所赋了的权威。就稳定性而言,指定制加任期制比终身制加世袭制的最高领导制度,可能更不稳定。任期制加指定制的权力的基础,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带有两种自我破坏甚至自我摧毁的政治基因。第一,任期制加指定制的权力的获得,是一种滞后的权力授受,它的合法性的基础,来口于上一代的最高权力的指定,而不是来口当时的选民的授权。它不是产生于选举,没有来自当时的民选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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